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情绪调节的作用机制

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共情情境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Thompson等人(2019)提出, 共情发生时他人情绪被共情者感知并通过模仿/具身机制(Mimicry/Embodiment)自发产生对他人情绪的共鸣; 同时, 共情者通过认知过程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推断, 区分情绪状态来自于自我还是他人, 并对他人情绪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认知重评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 既能影响共情者对他人情绪的推断, 也能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诱发过程来调节自身情绪反应。表达抑制则作用于共情者在共情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 抑制其外在表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有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有两项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发现认知重评减弱情感共情对抑郁和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减弱认知共情对焦虑和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Powell, 2018); 情绪失调在共情关怀的二次方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Tully et al., 2016), 提示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差异(Butler & Gross, 2009; Soto et al., 2005), 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2 研究1：大学生群体中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参考Powell (2018)报告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平均相关系数为0.16, 本研究采用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相关分析所需最小样本量为301 (α错误概率0.05, 检验效力80%)。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551名大学生数据, 109人因未通过测谎题被剔除, 剩余442人(男性218人)纳入分析, 平均年龄为20.55岁(SD = 1.96岁)。填写问卷前被试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2.1.2 测量工具

中文版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Reniers et al., 2011)包含31个题目, 采用4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 “4 = 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好。QCAE分为五个子量表：“观点采择”和“在线仿真”两个子量表测量认知共情(QCE), “情绪感染”、“近端反应率”和“远端反应率”三个子量表测量情感共情(QAE)。中文版QCAE在健康人群和临床群体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Liang et al., 2020; Liang et al., 2019)。在本研究中QCE和QAE维度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7和0.72。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Davis, 1983)包含28个题目, 采用5点计分(“0 = 非常不符合”, “4 = 非常符合”)。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和想象力(Fantasy, FS)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认知共情能力越好, 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 EC)子量表反映情感共情能力,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PD)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身体验到的痛苦越多。中文版IRI包括22个题目,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凤凤 等, 2010)。本研究中PT、FS、EC和PD四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4、0.60、0.52、0.72。

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包含21个题目, 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子量表, 采用4点计分(“0 = 根本不符合”, “3 = 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代表负性情绪越严重。中文版DAS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han et al., 2012; K. Wang et al., 2016)。本研究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6、0.83和0.86。

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Gross & John, 2003)包含认知重评(CR)和表达抑制(ES)两个分量表, 共10题, 采用7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使用某种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中文版ERQ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王力 等, 2007), 本研究中CR和ES两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4和0.73。

2.1.3 数据分析

考虑到共情存在性别差异(Christov-Moore et al., 2014),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计算共情、情绪调节与共情量表得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采用分层多重回归探讨共情对负性情绪的线性和非线性预测作用, 以及情绪调节与共情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是否有预测作用。由于DASS量表得分是非正态分布, 因此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得分分别以9分、7分、14分为界(Lovibond & Lovibond, 1995)转换为二分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发现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Powell, 2018; Tully et al., 2016), 本研究中同时考察了共情的二次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Rogosa, 1980)以探讨不同情绪调节水平上共情与负性情绪的关系。数据分析采用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 0.05。

2.2 结果

2.2.1 描述统计和偏相关分析结果

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QAE与焦虑、压力呈正相关, IRI个人痛苦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呈正相关, IRI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呈负相关; 认知共情(QCE、IRI-PT、IRI-FS)与抑郁存在显著(或边缘显著)的负相关, 与焦虑、压力无显著相关。此外, 认知重评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 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见表1)。

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控制性别后的偏相关系数(n = 442)

变量12345678910111. ERQ_CR_2. ERQ_ES0.15**_3. IRI_PT0.46***0.20***_4. IRI_FS0.25***−0.090.25***_5. IRI_EC0.29***−0.14**0.27***0.31***_6. IRI_PD−0.12*0.10*0.080.18***0.07_7. QCAE_QCE0.41***0.13**0.52***0.22***0.22***−0.05_8. QCAE_QAE0.08−0.030.10.39***0.26***0.38***0.11*_9.DASS_抑郁−0.24***0.25***−0.11*−0.10*−0.28***0.32***−0.08†0.08_10.DASS_焦虑−0.26***0.16***−0.06−0.04−0.27***0.36***−0.070.14**0.80***_11.DASS_压力−0.21***0.21***−0.03−0.04−0.22***0.41***−0.050.18***0.81***0.85***_平均数(M)28.6214.812.542.642.482.132.92.754.084.875.48标准差(SD)6.244.70.630.640.530.690.430.424.274.164.39

注: ERQ: 情绪调节问卷; CR: 认知重评; ES: 表达抑制; IRI: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PT: 观点采择; PD: 个人痛苦; FS: 想象力; EC:共情关怀; QCA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 QCE: 认知共情; QAE: 情感共情; DASS: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中粗体数字表示p值在0.05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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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如表2和图1所示, QCE以及QCE的二次方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当认知重评处于较低水平时(−1 SD), QCE及其二次方对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当认知重评处于较高水平时(+1 SD), QCE及其二次方对焦虑具有显著(或边缘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QCE以及QCE的二次方与表达抑制的交互作用对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当表达抑制处于较低水平时(−1 SD), QCE及其二次方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当表达抑制处于较高水平时(+1 SD), QCE及其二次方对抑郁负向预测作用更强。情感共情方面, QAE以及QAE的二次方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压力有显著预测作用：当认知重评处于较低水平时(−1 SD), QAE及其二次方对压力有边缘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当认知重评处于较高水平时(+1 SD), QAE及其二次方对压力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此外, IRI观点采择(PT)以及PT的二次方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压力有显著预测作用; IRI共情关怀(EC)以及EC的二次方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对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见网络版附表1)。

表2

表2

分层多重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结果(QCAE)

步骤1DASS-抑郁DASS-焦虑DASS-压力R2 = 0.26, χ2(8) = 90.96, p < 0.001R2 = 0.17, χ2(8) = 59.35, p < 0.001R2 = 0.16, χ2(8) = 48.39, p < 0.001BetaWaldpEXP (β) 95% CIBetaWaldpEXP (β) 95% CIBetaWaldpEXP (β) 95% CI(常量)0.500.010.9213.720.610.436−2.420.220.636年龄0.010.020.897[0.90, 1.13]−0.071.920.165[0.84, 1.03]0.040.480.490[0.91, 1.16]性别0.443.370.067[0.97, 2.49]0.251.420.234[0.85, 1.95]0.443.010.083[1.17, 3.83]QCE0.100.000.973[0.00, 333.26]−1.800.440.508[0.00, 34.17]−1.770.420.517[0.00, 80.86]QAE−0.560.050.818[0.01, 69.43]0.570.060.801[0.02, 143.90]2.070.580.448[0.01, 959.47]QCE2−0.120.060.808[0.33, 2.39]0.250.280.597[0.52, 3.18]0.350.540.463[0.47, 3.62]QAE20.240.300.587[0.53, 3.04]0.090.050.829[0.49, 2.44]−0.260.280.598[0.33, 2.89]CR−0.1535.90<0.001[0.82, 0.91]−0.1023.04<0.001[0.87, 0.94]−0.1223.73<0.001[0.83, 0.93]ES0.1937.73<0.001[1.14, 1.28]0.0914.40<0.001[1.05, 1.15]0.1318.62<0.001[1.11, 1.28]步骤2R2 = 0.30, χ2(16) = 106.25, p < 0.001R2 = 0.21, χ2(16) = 76.04, p < 0.001R2 = 0.19, χ2(16) = 58.13, p < 0.001BetaWaldpEXP (β) 95% CIBetaWaldpEXP (β) 95% CIBetaWaldpEXP (β) 95% CICR×QCE−0.110.030.854[0.27, 2.96]1.334.670.031[1.13, 12.62]−0.883.470.062[0.10, 1.02]CR×QAE0.781.850.174[0.71, 6.68]0.010.000.989[0.43, 2.36]1.485.220.022[0.96, 20.42]ES×QAE−1.303.350.067[0.07, 1.10]−0.842.460.117[0.15, 1.23]−1.203.050.081[0.12, 2.15]ES×QCE1.775.320.021[1.30, 26.35]0.701.210.272[0.58, 7.11]0.942.100.147[0.63, 15.35]CR×QCE20.040.130.715[0.85, 1.27]−0.204.030.045[0.67, 1.00]0.163.770.052[1.00, 1.48]CR×QAE2−0.152.140.143[0.70, 1.05]0.000.000.996[0.86, 1.16]−0.265.190.023[0.58, 1.00]ES×QCE2−0.305.370.021[0.58, 0.96]−0.131.490.223[0.72, 1.08]−0.162.200.138[0.64, 1.10]ES×QAE20.253.730.054[1.00, 1.67]0.152.430.119[0.96, 1.41]0.223.100.078[0.89, 1.52]

注: DASS: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 CR: 情绪调节问卷(ERQ)认知重评维度; ES: 情绪调节问卷(ERQ)表达抑制维度; QA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情感共情维度; QC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认知共情维度。EXP (β): β的e次方。表中粗体数字表示p值在0.05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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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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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共情与负性情绪在情绪调节不同水平上的简单斜率分析结果

注: AE: 情感共情; CE: 认知共情; CR: 认知重评; EC: 共情关怀子量表; ES: 表达抑制; IRI: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PT: 观点采择子量表; QC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认知共情维度; QAE: 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情感共情维度。

2.3 讨论

本研究发现QCAE情感共情与焦虑、压力呈正相关, IRI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此外, 认知重评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焦虑的负向预测、减弱认知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减弱情感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增强共情关怀对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则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正相关, 能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

首先, 与Powell (2018)一致, 本研究发现QCAE情感共情与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相关。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IRI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这反映了IRI共情关怀和QCAE情感共情可能侧重于情感共情的不同方面。有研究者指出, IRI共情关怀反映的是对他人负性情绪的情感反应, 而非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Horan et al., 2015),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IRI共情关怀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负相关。本研究还发现, 认知重评可以减弱情感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共情关怀对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在共情情境中, 处于痛苦情境的个体会引发共情者自身的消极情绪反应,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的共情者可以对消极情绪刺激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 从而降低负性情绪(Thompson et al., 2019)。此外, 认知重评可以调节情感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提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可以避免个体因情感共情过高而体验到更多压力情绪的困扰。综上所述, 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认知重评在两者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同时, 本研究发现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Powell, 2018)。尽管认知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 但回归分析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个体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认知共情能力更高的个体将体验到更少的焦虑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并未发现认知重评在共情和抑郁情绪之间显著的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抑郁情绪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的长期心境恶劣、缺乏动机的情绪状态(Lovibond & Lovibond, 1995), 与焦虑和压力相比, 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少见(Manczak et al., 2016; Powell, 2018)。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个体可能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负性情绪而非抑郁情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只在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起调节作用, 但未发现其在共情与抑郁情绪之间的显著调节作用。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总之, 本研究在我国大学生中验证了情感共情与更多的焦虑、压力有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有关; 认知重评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均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表达抑制仅在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需要注意的是, 本研究中测量的负性情绪并非共情情境下引发的情绪反应, 研究2中我们采用共情准确性任务探讨共情情境中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鉴于本研究和以往研究结果均表明认知重评是更为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 因此研究2主要关注认知重评策略。

3 研究2：情绪调节对共情情绪反应的影响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根据一项情绪调节效果的元分析(Augustine & Hemenover, 2009), 认知重评在改善情绪方面具有中等大小的效应值0.65。采用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配对样本t检验所需最小样本量为21 (犯α错误概率0.05, 检验效力80%)。本研究分为两个实验：实验1共招募33名大学生(男性15名)先后采用自由观看和认知重评策略完成共情任务, 被试平均年龄为20.64岁(SD = 0.60); 为了排除顺序效应的影响, 实验2对实验条件的顺序进行被试间平衡, 共招募45名被试, 其中3名被试因不符合实验要求被剔除(2名被试在自由观看条件下采用认知重评策略, 1名被试观看视频时未实时评分), 最终42名被试(男性20名)的数据纳入分析, 被试平均年龄为23.51岁(SD = 3.69)。其中, 21名被试完成共情任务时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 另21名被试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 两组被试在年龄、教育年限和性别比例上差异均不显著(ps > 0.1)。

3.1.2 测量工具

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EAT, 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 要求被试观看8段视频, 每段视频中都有一位讲述者面向镜头讲述自己的情绪事件, 其中积极和消极情绪视频各4段, 每段1~3.5分钟。被试在观看的同时需要实时评价讲述者的情绪效价(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看完每段视频后被试需要完成总体评分, 包括：讲述者情绪效价(PTV, 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讲述者情绪唤醒度(PTA; 1 = 非常平静, 9 = 非常激动); 自身情绪效价(PSV); 自身情绪唤醒度(PSA)。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 EA)指标计算被试和讲述者实时评分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用于反映被试的认知共情。被试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的平均EA、PTV、PTA、PSV和PSA作为EAT任务指标。为了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将EA做费舍尔Z转换用于后续分析, EAT任务程序编写和EA分数计算均采用Python 3.5.4。

3.1.3 实验程序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 首先被告知实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1：被试首先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观看条件), 然后主试培训被试如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经练习确保被试学会后,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再次完成EAT任务(认知重评条件)。认知重评的指导语使用重新解释和距离化策略(Powers & LaBar, 2019)。本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消极视频时重新解释消极情绪事件以降低消极情绪(McRae et al., 2008); 观看积极视频时则要求被试通过距离化策略将自己代入到讲述者的视角以放大自己的积极情绪(Domes et al., 2010; Eippert et al., 2007)。观看条件下, 5种播放顺序随机分配给被试; 认知重评条件下有两种播放顺序, 被试随机分配。实验2：被试在认知重评和观看条件下分别完成EAT任务, 被随机分配到“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或者“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组进行被试间顺序平衡, 两种条件之间相隔3~7天(平均间隔5.45天, 标准差为1.25天)。观看条件下, 被试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 视频按随机顺序播放, 完成后主试询问被试是否采用情绪调节策略。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首先培训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随后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练习视频, 主试询问并确保被试按要求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正式实验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先后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并完成评分, 最后主试询问被试观看每段视频时所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记录。

3.1.4 数据分析

实验1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自由观看和认知重评两种条件下被试在EAT任务表现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包括积极和消极视频条件下的EA、PTV、PTA、PSV和PSA。实验2的自由观看条件下, 有4名被试在11段视频中报告采用了认知重评策略; 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有3名被试在4段视频中报告未采用认知重评策略, 该15段视频数据未被纳入后续分析。以EAT任务表现为因变量, 采用2 (实验条件：自由观看 vs. 认知重评) × 2 (顺序：先自由观看 vs. 先认知重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实验条件和顺序的主效应以及二者交互作用。数据分析采用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 0.05。

3.2 结果

实验1结果如图2以及表3所示。观看消极视频时：与自由观看条件相比, 认知重评条件下的EA更高, 而PTA和PTV评分均降低; 同时, 认知重评条件下PSA得分更低、PSV得分更高, 表明被试在认知重评条件下自身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更弱。观看积极视频时：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EA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PTV和PTA评分均显著提高; 此外认知重评条件下PSV和PSA评分也显著提高。总之, 在消极情境下,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的共情准确性, 使被试识别到的负性情绪更消极, 同时减弱了情感共情所引起的自身负性情绪体验; 在积极情境下采用认知重评对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但使被试识别到的积极情绪更强, 同时增强了情感共情所引起的自身正性情绪体验。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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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认知重评和观看两种条件下共情任务表现的差异。

图A~C：实验1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图D~F：实验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EA：共情准确性; PSA: 自我情绪唤醒度; PSV: 自我情绪效价; PTA: 目标个体情绪唤醒度; PTV: 目标个体情绪效价; *p < 0.05; ***p < 0.001

表3

表3

实验1认知重评和观看两种条件下共情任务表现的差异

共情任务表现观看(M ± SD)认知重评(M ± SD)tpCohen’s d95% CI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0.64 ± 0.130.73 ± 0.13−2.270.0300.40[−0.28, −0.02]自我情绪唤醒度4.52 ± 0.963.96 ± 1.173.64<0.0010.64[0.25, 0.88]自我情绪效价4.13 ± 0.624.44 ± 0.72−2.680.0120.47[−0.55, −0.07]讲述者情绪唤醒度4.90 ± 1.004.26 ± 1.144.87<0.0010.86[0.36, 0.89]讲述者情绪效价3.13 ± 0.732.72 ± 0.776.41<0.0011.13[0.28, 0.55]积极视频共情准确性0.71 ± 0.080.75 ± 0.14−0.750.4590.13[−0.15, 0.07]自我情绪唤醒度5.28 ± 0.886.58 ± 0.96−8.42<0.0011.47[−1.61, −0.98]自我情绪效价6.08 ± 0.687.25 ± 0.72−10.90<0.0011.90[−1.39, −0.95]讲述者情绪唤醒度6.56 ± 0.797.05 ± 0.76−3.590.0010.63[−0.77, −0.21]讲述者情绪效价7.35 ± 0.677.70± 0.56−3.65<0.0010.64[−0.56, −0.16]

注: 表中粗体数字表示p值在0.05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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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结果(见图2和网络版附表2)表明, 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表现为：观看消极视频时, 与自由观看条件相比, 认知重评条件下EA [F(1, 40) = 4.13, p = 0.049, η2 = 0.09]和PSV分数 [F(1, 40) = 29.20, p < 0.001, η2 = 0.42] 显著更高, PSA、PTA、PTV等指标无显著差异(ps > 0.6); 在积极情境中,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EA没有显著影响(p > 0.9), 但PSV [F(1, 40) = 31.54, p < 0.001, η2 = 0.44]和PSA [F(1, 40) = 18.28, p = 0.010, η2 = 0.31] 评分均显著提高, PTV和PTA评分与自由观看条件无显著差异(ps > 0.6)。顺序的主效应在所有EAT任务指标上均不显著(ps > 0.5)。实验条件与顺序的交互作用仅在消极视频EA这一指标上显著 [F(1, 40) = 7.23, p < 0.001, η2 = 0.1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先做自由观看的被试表现出认知重评条件下消极视频的EA显著高于自由观看条件(p = 0.002); 先做认知重评的被试在认知重评与自由观看条件下的消极视频EA无显著差异(p = 0.645)。

3.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认知共情); 降低消极情境下情感共情所引起的负性情绪体验, 并增强积极情境下情感共情引起的正性情绪体验。实验2中被试间平衡顺序后的结果发现认知重评仍然可以改善EAT任务表现。

首先,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后, 被试在观看消极视频时能够更准确地追踪讲述者的情绪变化。这一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有利于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准确识别。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认知共情具有改善效果,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方面,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需要对他人讲述的内容进行更精细的加工(Liu et al., 2015), 因此提高了被试识别消极情绪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情绪信息后, 需要先对情绪进行表征, 区分情绪信息来源于自我还是他人(Happe, 2017); 同时, 自身情绪状态也会干扰对他人情绪的表征(Steinbeis, 2016), 从而影响共情的认知过程, 因此降低自身的消极情绪可能避免共情者过度关注自身, 从而更准确地表征他人的情绪, 提高共情准确性。与观看消极视频不同, 认知重评对于积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认知重评对于积极和消极共情情境下的认知共情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以往国外采用EAT任务的研究发现与积极视频相比, 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更低(Mackes et al., 2018; van Donkersgoed et al., 2019)。本研究中观看条件下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实验1：0.64 ± 0.13; 实验2：0.68 ± 0.22)相对积极视频(实验1：0.71 ± 0.08; 实验2：0.78 ± 0.14)更低(ps < 0.005)。这可能提示消极视频下被试受到情感共情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干扰了对他人情绪线索的识别和判断, 而积极视频下被试自身情绪的影响较弱, 因此在不同情绪效价之间表现出共情准确性的差异。同时由于认知重评作用于认知过程, 可以减弱负性情绪对认知共情的影响, 从而有效提高消极视频下的共情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2观察到在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指标上顺序与实验条件的显著交互作用, 表现为当被试在观看之后再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完成EAT任务时能够更加明显地提高共情准确性, 但在观看之前采用认知重评对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则未发现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重评可能对于一个已知的情境或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时效果更好, 本研究中首次观看视频时被试并不了解整个情绪事件, 但在第二次观看时, 被试已经了解整个事件, 能够更好地对事件进行重新解释, 因此在观看后再进行认知重评时共情准确性更好; 另一个解释可能是, 在学会认知重评策略后, 即使实验要求被试不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而只是自由观看, 但由于被试回到之前完成认知重评条件时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可能启动了他们自发、无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从而使共情准确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4 总讨论

本研究分别采用自评量表和行为任务探讨了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和共情情绪反应之间的关系。综合研究1和研究2的主要结果, 本研究发现特质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相关,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均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而表达抑制仅在认知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的调节作用; 在共情情境中, 认知重评不但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还能降低个体在消极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增强积极共情情境中的正性情绪。总之,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 还是在实验室中采用特定的认知重评策略, 都对共情相关的情绪反应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中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说明特质情感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情绪困扰(Decety et al., 2016)。本研究首次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情绪调节在共情和负性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或表达抑制的个体, 体验到更少的共情相关的焦虑和压力。这一结果表明, 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均能够保护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避免体验过多的负性情绪。考虑到研究1中采用自评量表DASS-21测量负性情绪, 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总体负性情绪而非特定的、由共情所引起的负性情绪(Lovibond & Lovibond, 1995)。因此, 研究2进一步探讨在更为贴近现实的共情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鉴于研究1发现认知重评对共情的影响更广泛, 此外, 相比于表达抑制, 认知重评策略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与情感共情相关的应激、反应性负性情绪, 在社会情境中能够有效地避免即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所以研究2中主要探讨了认知重评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对消极情绪感知和消极情绪体验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 认知重评能够提高对消极情绪判断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也使个体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有所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认知重评可以使个体更准确地察觉到他人的负性情绪, 同时又不会使自己感受到过多的负性情绪。从心理机制上来看, 认知重评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或改变与被共情者之间的心理距离等途径自上而下地直接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认知共情), 认知的改变又间接对共情的情绪反应产生影响(情感共情) (Thompson et al., 2019)。该结果在研究1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认知重评在真实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综合研究1和研究2, 情绪调节策略, 尤其是认知重评, 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1中采用问卷测量共情, 反映的是相对稳定的特质, 即个体理解和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与倾向性, 例如特质情感共情能力高的个体, 在生活中面对任何社会刺激时都会更倾向于感同身受。而研究2中采用共情准确性任务测量的是状态共情, 反映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由他人的情绪刺激所引起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反应, 这一共情表现可能会受到讲述者本身特征(例如性别、表达能力)、情绪效价和强度, 以及被试自身的情绪状态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稳定的特质共情, 还是在具体情境中由社会刺激所诱发的状态共情, 认知重评均能在其中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具有以下创新点：首先, 鉴于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分别属于反应调节和认知调节, 他们作用于共情的不同过程, 本研究分别探讨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与共情不同成分的关系, 及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所起的作用, 对于理解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及相关负性情绪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此前缺少研究探讨认知重评在社会交互情境中对共情反应的影响, 研究2的结果提示我们, 认知重评不但可以降低共情所诱发的负性情绪, 而且能够改善个体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即认知共情); 最后, 本研究采用视听双通道呈现的EAT任务测量共情, 更符合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信息加工场景, 生态效度更高, 并且在传统EAT范式的基础上添加了可以反映认知和情感共情的综合评分, 可以更为全面地考察个体的共情能力。

同时,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首先, 研究1仅测量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最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 研究2仅对比了认知重评策略与自由观看条件, 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的影响仍不清楚。前人研究发现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如情境选择/调节、沉思、接受等)可能也与共情有关(Di Girolamo et al., 2019; Romosan et al., 2018), 未来可以扩展到更多的情绪调节策略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与共情的关系。其次, 本研究中采用自评问卷测量情绪调节和共情、采用EAT任务用于测量认知和情感共情, 被试的主观评分不可避免, 未来可考虑添加客观指标, 如心率变异性、呼吸和皮电等反映情绪的变化和情绪调节效果。

5 结论

本文发现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均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而表达抑制仅在认知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的调节作用; 在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可以增强对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降低消极共情情境下自身的负性情绪体验, 增强积极共情情境下的正性情绪。这些发现对于了解共情相关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为提升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特别是临床和亚临床群体中社会认知的早期干预提供了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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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ix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cceptance, avoidance, problem solving, reappraisal, rumination, and suppression) and symptoms of four psychopathologies (anxiety, depression, eating, and substance-related disorders). We combined 241 effect sizes from 114 studies that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sposi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We focused on disposi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n order to assess patterns of responding to emotion over time. First,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regulatory strategy and psychopathology across the four disorders. We found a large effect size for rumination, medium to large for avoidance, problem solving, and suppression, and small to medium for reappraisal and acceptance. These results are surprising, given the prominence of reappraisal and acceptance in treatment models, such as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and acceptance-based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Second,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regulatory strategy and each of the four psychopathology groups. We found that internalizing disorders were more consistently associated with regulatory strategies than externalizing disorders. Lastly, many of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whether the sample came from a clinical or normative popula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s. This finding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adopting a multi-sampl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sychopathology.Copyright 2009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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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irments in social functioning are common in individuals with (sub)clinical levels of depression. On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low empathy.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linear and non-linear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whether these associations were moderated by gender.Using the Empathy Quotient scal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were assessed using a large convenience sample from the general Dutch population (N = 3076).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indexed by th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DASS) and the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QIDS-SR16).Low cognitive empathy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depressive symptoms. There was a weak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affective empath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dexed by the QIDS rather than the DASS.Generalizing results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difficult with a convenience sample. Self-reported data may be affected by social-desirability or sex-stereotypical reporting biases.Our results support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empathy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There was some evidence for non-linear associations and a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but these patterns were not observed across all types of analysis.Copyright © 2018. Published by Elsevier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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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é makes the important observation that the literature on adult emo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is. He argues, we believe correctly, that emotion research would benefit by addressing the fact that emotional events provoke not only individual responses, but systematic social responses as well. We present examples of our own research that are in accord with Rimé's central claims, and that demonstrate the benefits of considering the goals that are provoked and satisfied by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social context of emotional responding. We conclude by advocating a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that would allow an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levels of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adult emo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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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 is a widely used instrument for assessing mental health status, but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est has not been demonstrated. The current study recruited three independent samples of Chinese participants to examine its reliability, factor structure, and utility in differentiating groups expected to show high and low scores on the scales. The first sample comprised 605 undergraduate student volunteers from Beijing, the second sample comprised 138 residents from the Sichuan Province who had experienced the 2008 earthquake there, and the third sample comprised 86 Beijing residents. Cronbach's alpha values in excess of 0.80 were found for all samples and all scal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the student sample supported a three-factor latent structure for the DAS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ubstantially higher scores on all scales were found fo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sample compared with the Beijing resident's sampl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the assessment of mental status using the DASS in China are discussed.Copyright © 2012 Elsevier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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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recent conceptualizations of empathy recognize affective empathy as distinct from cognitive empathy. Consequently, instruments that assess these 2 types of empathy have been developed. Among them,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is a particularly promising, relatively new, self-report measure consisting of 31 items. To examine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the QCAE, we investigated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n Italian version in 2 samples and with 2 different formats of administration. Study 1 (n = 407) used archival data collected via paper and pencil; Study 2 (n = 285) used newly collected data, obtained with an online format. In these studies, in addition to the QCAE, 6 other instruments measuring empathy-related constructs (i.e.,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well-being, personality traits, emotion regulation, alexithymia,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were administered, too. Data analysis focused on factor structure,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The findings of both studie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of the QCAE, and reveal interest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the other constructs under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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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 G., Schulze L., Bottger M., Grossmann A., Hauenstein K., Wirtz P. H., Heinrichs M., & Herpertz S. C. (2010).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Human Brain Mapping, 31(5), 758-769. https://doi.org/10.1002/hbm.20903

DOI:10.1002/hbm.20903

URL

PMID:19957268

[本文引用: 1]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sponding have been repeatedly postulated but less consistently shown in empirical studies. Because emotional reactions are modulated by cognitive appraisal,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sponding might depend on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using a delayed cognitive reappraisal paradigm and measured whole-brain BOLD signal in 17 men and 16 women. During fMRI,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increase, decrease, or maintain their emotional reactions evoked by negative pictures in term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We analyzed BOLD responses to aversive compared to neutral pictures in the initial viewing phase and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the subsequent regulation phase. Women showed enhanced amygdala responding to aversive stimuli in the initial viewing phase, together with increased activity in small clusters with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the temporal cortex. During cognitively decreasing emotional reactions, women recruited parts of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the anterior cingulate, and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to a lesser extent than men, while there was no sex effect on amygdala activity. In contrast, compared to women, men showed an increased recruitment of regulatory cortical areas during cognitively increasing initial emotional reactions,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amygdala activity.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14]

Dryman M. T., & Heimberg R. G. (2018). Emotion regulation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65, 17-42.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8.07.004

DOI:S0272-7358(18)30071-0

URL

PMID:30064053

[本文引用: 1]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re highly comorbid, and together they result in greater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a poorer prognosis than either condition alone. Theoretical models implicate impairments in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internalizing disorders, yet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current review present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two widely-studie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expressive suppression (ES)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CR), in SAD and MDD. Our review indicated that SAD is broadly characterized by an overreliance on E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nsequences. SAD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in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CR, which inhibits the potential positive emotional benefits of this 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In contrast, MDD is broadly characterized by an underutilization of CR, which may be particularly detrimental in stressful or uncontrollable situations. For both SAD and MDD, treatment intervention appears to address deficits in CR but not ES.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we propose multiple pathways by which impairments in ES and CR may increase risk for the co-occurrence of SAD and MDD. Clinical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discussed.Copyright © 2018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5]

Dziobek I., Rogers K., Fleck S., Bahnemann M., Heekeren H. R., Wolf O. T., & Convit A. (2008). Dissociation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empathy in adult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using the 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 (MET)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38(3), 464-473.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07-0486-x

DOI:10.1007/s10803-007-0486-x

URL

PMID:17990089

[本文引用: 1]

Empathy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nsisting of cognitive (inferring mental states) and emotional (empathic concern) components. Despite a paucity of research, individuals on the autism spectrum are generally believed to lack empathy.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used a new, photo-based measure, the 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 (MET), to assess empathy multidimensionally in a group of 17 individual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AS) and 18 well-matched controls. Results suggested that while individuals with AS are impaired in cognitive empathy, they do not differ from controls in emotional empathy. Level of general emotional arousability and socially desirable answer tendencies did not differ between groups.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MET's scales ranged from.71 to.92, and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validity were highly satisfactory.

[16]

Eippert F., Veit R., Weiskopf N., Erb M., Birbaumer N., & Anders S. (2007). Regulation of emotional responses elicited by threat-related stimuli

Human Brain Mapping, 28(5), 409-423. https://doi.org/10.1002/hbm.20291

URL

PMID:17133391

[本文引用: 1]

The capacity to voluntarily regulate emotions is critical for mental health, especially when coping with aversive events. Several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found the amygdala to be a target for downregulation and prefrontal regions to be associated with downregulation. To characterize the role of prefrontal regions in bidirec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o investigate regulatory influences on amygdala activity and peripheral physiological measures,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study with simultaneous recording of self-report, startle eyeblink, and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 was carried out. Subjects viewed threat-related pictures and were asked to up- and downregulate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using reappraisal strategies. While startle eyeblink responses (in successful regulators) and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 were amplified during upregulation, but showed no consistent effect during downregulation, amygdala activity was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instructions. Trial-by-trial ratings of regulation succes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activity in amygdala during upregulation and orbitofrontal cortex during downregulation. Downregul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left-hemispheric activation peaks in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upregul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 pattern of prefrontal activation not restricted to the left hemisphere. Further analyses showed significant overlap of prefrontal activation across both regulation conditions, possibly reflecting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both up- and downregulation, but also showed distinct activations in each condit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amygdala responses to threat-related stimuli can be controlled through the use of cognitive strategies depending on recruitment of prefrontal areas, thereby changing the subject's affective state.

[17]

Engen H. G., & Singer T. (2015). Compassion-based emotion regulation up-regulates experienced positive affect and associated neural network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9), 1291-1301. https://doi.org/10.1093/scan/nsv008

DOI:10.1093/scan/nsv008

URL

PMID:25698699

[本文引用: 1]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echniques that attenuate or modulate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stimuli. Rec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is mode regulation can be problematic in the context of regulation of emotion elicited by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resulting in reduced emotional connectednes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an altern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echnique based on the up-regulation of positive affect via Compassion-meditation on experiential and neural affective responses to depictions of individuals in distress, and compared these with the establishe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of Reappraisal. Using fMRI, we scanned 15 expert practitioners of Compassion-meditation either passively viewing, or using Compassion-meditation or Reappraisal to modulate their emotional reactions to film clips depicting people in distress. Both strategies effectively, but differentially regulated experienced affect, with Compassion primarily increasing positive and Reappraisal primarily decreasing negative affect. Imaging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ssion, relative to both passive-viewing and Reappraisal increased activation in regions involved in affilia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reward processing including ventral striatum and medial orbitfrontal cortex. This network was shown to be active prior to stimulus present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Compassion is the stimulus-independent endogenous generation of positive affect. © The Author (2015).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Permissions, please email: journals.permissions@oup.com.

[18]

Faul F., Erdfelder E., Buchner A., & Lang A.-G. (200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Power 3.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1(4), 1149-1160. https://doi.org/10.3758/brm.41.4.1149

DOI:10.3758/BRM.41.4.1149

URL

PMID:19897823

[本文引用: 2]

G*Power is a free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tests. We present extensions and improvements of the version introduced by Faul, Erdfelder, Lang, and Buchner (2007) in the domain of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In the new version, we have added procedures to analyze the power of tests based on (1) single-sample tetrachoric correlations, (2) comparisons of dependent correlations, (3) b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based on the random predictor model,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6) Poisson regression. We describe these new features and provid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ir scope and handling.

[19]

Goldin P. R., McRae K., Ramel W., & Gross J. J. (2008). 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63(6), 577-586.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07.05.031

DOI:10.1016/j.biopsych.2007.05.031

URL

PMID:17888411

[本文引用: 2]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re thought to differ in when and how they influence the emotion-generative process. However, no study to date has directly probed the neural bases of two contrasting (e.g., cognitive versus behavior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us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to examine cognitive reappraisal (a cognitive strategy thought to have its impact early in the emotion-generative process)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 behavioral strategy thought to have its impact later in the emotion-generative process).Seventeen women viewed 15 sec neutral and negative emotion-eliciting films under four conditions--watch-neutral, watch-negative, reappraise-negative, and suppress-negative--while providing emotion experience ratings and having their facial expressions videotaped.Reappraisal resulted in early (0-4.5 sec) prefrontal cortex (PFC) responses, decreased negative emotion experience, and decreased amygdala and insular responses. Suppression produced late (10.5-15 sec) PFC responses, decreased negative emotion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but increased amygdala and insular responses.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ial efficacy of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facial behavior, and neural response and highlight intriguing differences in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se two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20]

Gross J. J. (1998). 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1), 224-23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4.1.224

DOI:10.1037//0022-3514.74.1.224

URL

PMID:9457784

[本文引用: 2]

Using a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a distinction between antecedent-focused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is proposed. To test this distinction, 120 participants were shown a disgusting film while their experiential,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were recorded.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o either (a) think about the film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would feel nothing (reappraisal, a form of 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b) behave in such a way that someone watching them would not know they were feeling anything (suppression, a form of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or (c) watch the film (a control con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condition, both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we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emotion-expressive behavior. However, reappraisal decreased disgust experience, whereas suppression increased sympathetic activa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se 2 emotion regulatory processes may have different adaptive consequences.

[21]

Gross J. J. (2015).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6(1), 1-26. https://doi.org/10.1080/1047840x.2014.940781

DOI:10.1080/1047840X.2014.940781

URL

[本文引用: 1]

[22]

Gross J. J., & John O.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2), 348-36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5.2.348

DOI:10.1037/0022-3514.85.2.348

URL

PMID:12916575

[本文引用: 3]

Five studies tested two general hypotheses: Individuals differ in their us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and thes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have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well-being,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Study 1 presents new measures of the habitual use of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Study 2 examines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Study 3 shows that reappraisers experience and express greater positive emotion and lesser negative emotion, whereas suppressors experience and express lesser positive emotion, yet experience greater negative emotion. Study 4 indicates that using reappraisal i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whereas using sup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worse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Study 5 shows that using reappraisal is related positively to well-being, whereas using suppression is related negatively.

[23]

Guo X., Hu D., Ruan D., Wang Y., & Chan R. C. K. (2021, October). Emotion reg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affective empathy in individuals with high level of negative schizotypy.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23rd 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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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栋, 胡丁鼎, 阮盾, 王毅, 陈楚侨. (2021, 十月). 阴性分裂型特质个体情感共情与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 第二十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海报, 内蒙古, 中国.]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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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e F., Cook J. L., & Bird G. (201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ognition: In (ter)dependence of sociocognitive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243-26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416-044046

DOI:10.1146/psych.2017.68.iss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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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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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n W. P., Reise S. P., Kern R. S., Lee J., Penn D. L., & Green M. F. (2015). Structure and correlates of self-reported empathy in schizophrenia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66-67, 60-66.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15.04.016

DOI:10.1016/j.jpsychires.2015.04.016

URL

PMID:25985922

[本文引用: 1]

Research on empathy in schizophrenia has relied on dated self-report scale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contemporary social neuroscience models of empathy. The current study evaluated the structure and correlates of the recently-developed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in schizophrenia. This measure, whose structure and validity was established in healthy individuals, includes separate scales to assess the two main components of empathy: Cognitive Empathy (assessed by two subscales) and Affective Empathy (assessed by three subscales). Stable out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n = 145)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n = 45) completed the QCAE,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empathy, and assessments of clinical symptoms, neurocognition, and functional outcome.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provided consistent support for a two-factor solution in the schizophrenia group, justifying the use of separat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scales in this population. However, one of the three Affective Empathy subscales was not psychometrically sound and was excluded from further analyses. Patient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lower Cognitive Empathy but higher Affective Empathy than controls. Among patients, the QCAE scales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an alternative self-report empathy scale, but not with performance on an empathic accuracy task. The QCAE Cognitive Empathy subscales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though modest, correlations with negative symptoms and functional outcome.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ructure of self-reported empathy is similar in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and healthy subjects, and can be meaningfully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They also contribute to emerging evidence that some aspects of empathy may be intact or hyper-responsive in schizophrenia.Copyright © 2015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6]

Hu D., Guo X., Yan C., Wang Y., & Chan R. C. K. (2022, April). Individuals with high level schizotypy exhibit altered empathic accuracy but not self-reported cognitive empath.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2022 Congress of the Schizophreni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SIRS), Florence, Italyy.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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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M., & Guo D. (2002). Divergent consequences of antecedent- and response- 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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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7/0022-3514.59.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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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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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D. C., Malmstadt J. R., Larson C. L., & Davidson R. J. (2000). Suppression and enhancement of emotional responses to unpleasant pictures

Psychophysiology, 37(4), 515-522. https://doi.org/10.1111/1469-8986.3740515

URL

PMID:10934910

[本文引用: 1]

Despite the prominence of emotional dysfunction in psychopathology, relatively few experiments have explicitly studied emotion regulation in adult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one type of emotion regulation: voluntary regulation of short-term emotional responses to unpleasant visual stimuli. In a sample of 48 college students, both eyeblink startle magnitude and corrugator activity were sensitive to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Instructions to suppress negative emotion led to both smaller startle eyeblinks and decreased corrugator activity. Instructions to enhance negative emotion led to larger startle eyeblinks and increased corrugator activity. Several advantages of this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use of both a suppress and an enhance emotion condition, independent measurement of initial emotion elicitation and subsequent regulation of that emotion, the use of a completely within-subjects design, and the use of naturalistic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30]

Joormann J., & Gotlib I. H. (2010).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Relation to cognitive inhibition

Cognition & Emotion, 24(2), 281-298.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90340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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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J., Zaki J., Harvey P.-O., Ochsner K., & Green M. F. (2011).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re impaired in empathic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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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7/S0033291711000614

URL

PMID:21524334

[本文引用: 1]

Empathy is crucial for successful social relationships. Despite its importance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little is known about empathy in schizophrenia.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egree to which schizophrenia patients can accurately infer the affective state of another person (i.e. empathic accuracy).A group of 30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22 healthy controls performed an empathic accuracy task on which they continuously rated the affective state of another person shown in a video (referred to as the 'target'). These rating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arget's own continuous self-rating of affective state; empathic accuracy was defined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ratings and the targets' self-ratings. A separate line-tracking task was administered to measure motoric/attentional factors that could account for group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Participants' self-rated empathy was measured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and targets' self-rated emotional expressivity was measured using the Berke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Compared with controls, schizophrenia patients showed lower empathic accuracy although they performed the motoric tracking task at high accurac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roup×target expressivity interaction such that patients showed a smaller increase in empathic accuracy with higher level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by the target,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atients' empathic accuracy was uncorrelated with self-reported empathy or clinical symptoms.Schizophrenia patients showed lower empathic accuracy than controls, and their empathic accuracy was less influenced by th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of the targe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chizophrenia patients benefit less from social cues of another person when making an empathic judgement.

[32]

Liang Y.-S., Yang H.-X., Ma Y.-T., Lui S. S. Y., Cheung E. F. C., Wang Y., & Chan R. C. K. (2019). Valid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in the Chinese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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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2/pchj.v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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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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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Y.-S., Yang H.-X., Zhang Y.-J., Cai X.-L., Wang Y.-Y., Ni K.,... Chan R. C. K. (2020). Valid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bipolar disorder

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 25(6), 466-479. https://doi.org/10.1080/13546805.2020.1846025

DOI:10.1080/13546805.2020.184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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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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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F., Cui L. X., & Zhang Q. (2015). The influences of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instructions on memory for neutral words in negative background

Neuroreport, 26(17), 1023-1031. https://doi.org/10.1097/wnr.0000000000000462

DOI:10.1097/WNR.00000000000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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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26426858

[本文引用: 1]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on memory for emotional stimuli.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emotion regulation impacts recognition memory for neutral items in negative background is still unclear. Thus, the present study use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and the study-recognition memory task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two commonly use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on recognition memory of neutral words centrally presented on negative pictures. The behavior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suppression, the reappraisal strategy enhanced the neutral words memory. Moreover,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 data demonstrated larger FN400 old/new effect indexing familiarity and late positive component old/new effect presenting episodic information recollection for the reappraisal condition relative to view and suppression conditions. These might be due to significant elaboration encouraged by this strategy.

[35]

López-Pérez B., & Ambrona T. (2015). The rol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on the vicarious emotional respons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9(2), 299-308.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4-945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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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es N. K., Golm D., O'Daly O. G., Sarkar S., Sonuga- Barke E. J. S., Fairchild G., & Mehta M. A. (2018). Tracking emotions in the brain - Revisiting the Empathic Accuracy Task

Neuroimage, 178, 677-686.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8.05.080

DOI:S1053-8119(18)30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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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29890323

[本文引用: 1]

Many empathy tasks lack ecological validity due to their use of simplistic stimuli and static analytical approaches. Empathic accuracy tasks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by using autobiographical emotional video clips. Usually, a single measure of empathic accuracy is computed by correlating the participants' continuous ratings of the narrator's emotional state with the narrator's own ratings. In this study, we validated a modified empathic accuracy task. A valence-independent rating of the narrator's emotional intensity was added to provide comparability between videos portraying different primary emotions and to explore changes in neural activity related to variations in emotional intensity over time. We also added a new neutral control condition to investigate general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the scanner, 34 healthy participants watched 6 video clips of people talking about an autobiographical event (2 sad, 2 happy and 2 neutral clips) while continuously rating the narrator's emotional intensity. Fluctuation in perceived emotional intensity correlated with activity in brain regions previously implicated in cognitive empathy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nd temporal pole) and affective empathy (right anterior insula and inferior frontal gyrus). When emotional video clips were compared to neutral video clips, we observed higher activity in similar brain regions. Empathic accuracy, on the other hand, was on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tivation in regions that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cognitive empathy. Our modified empathic accuracy task provides a new method for studying the underlying components and dynamic processes involved in empathy. While the task elicited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successful tracking of others' emotions relied predominantly on the cognitive components of empathy. The fMRI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developed here may prove valuable in characterising the neural basis of empathic difficulties observed across a range of psychiatric conditions.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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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zak E. M., DeLongis A., & Chen E. (2016). Does empathy have a cost? Diverging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effects within families

Health Psychology, 35(3), 211-218. https://doi.org/10.1037/hea0000281

DOI:10.1037/hea000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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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26348495

[本文引用: 1]

Parental empathy is associated with a host of beneficial psychosoci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However,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s of being empathic for parents. The current study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at, although parental empathy may be beneficial to children both psychologically and physiologically, it may take a physiological toll on parents.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parental empathy in 247 parent-adolescent dyads. During a baseline laboratory visit,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provide blood samples from which markers of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cluding interleukin 1-ra, interleukin 6, and C-reactive protein, were assayed. Parents completed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of empathy, well-being, and self-esteem, and also reported on their child's emotion regulation. Following the laboratory visit, adolescents completed 2 weeks of daily diary reporting on their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ies.In adolescents, parental empath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oth better emotion regulation and with less systemic inflammation. For parents, being empathic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self-esteem and purpose in life, but also with higher systemic inflammation.These findings reinforce the importance of simultaneously considering bo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ealth-related effects of psychosocial traits and suggests that empathy may have diverging effects across providers and recipients of empathy.(c) 2016 APA,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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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Rae K., Ochsner K. N., Mauss I. B., Gabrieli J. J. D., & Gross J. J. (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 fMRI study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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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and Emotion, 42(4), 602-613.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8-9684-4

DOI:10.1007/s11031-018-9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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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29899583

[本文引用: 7]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can ha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Ye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 of empathy-induced emotion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within this dynamic.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wheth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moderated the effects of empathy on common forms of affective distress. Eight hundred and forty four participants completed survey measures of trait empathy,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Affective empathy typically predicted greater affective distress, but the effects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re offset when people were effective at reappraising their emotions. Cognitive empathy predicted lower distress on average, but this beneficial effect on anxiety and stress was absent in those who typically suppressed their emotions. Finally, suppression unexpectedly reduced the depression and stress reported for people high in affective empath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re an important moderator between empath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thus a useful target for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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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 J. P., & LaBar K. S. (2019). Regulating emotion through distancing: A taxonomy, neurocognitive model, and supporting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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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S0149-7634(18)3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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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30502352

[本文引用: 2]

Distancing is a type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at involves simulat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alter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emotional impact of a stimulus. The effectiveness and versatility of distancing relative to other typ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make it a promising tool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However, the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of this tactic are unclear, and inconsistencies in terminology and methods across studies make it difficult to synthesize the literature. To promote more effective research, we propose a taxonomy of distancing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review the effects of this tactic; and offer a preliminary neurocognitive model describing key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their neural bases. Our model emphasizes three components-self-projection, affective self-reflec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 Additionally, we present results from a supporting meta-analy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distancing. These efforts are presented within the overarching goals of supporting effective applications of distancing in laboratory, clinical, and other real-world contexts, and advanc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high-level cognitive functions in the brain.Copyright © 2018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42]

Preston S. D., & de Waal F. B. M. (2002).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1), 1-20.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2000018

DOI:10.1017/s0140525x02000018

URL

PMID:12625087

[本文引用: 1]

There is disagreement in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empathy. There are emotional, cognitive, and conditioning views, applying in varying degrees across species. An adequate description of the ultimate and proximate mechanism can integrate these views. Proximately, the perception of an object's state activates the subject's corresponding representations, which in turn activate somatic and autonomic responses. This mechanism supports basic behaviors (e.g., alarm, social facilitation, vicariousness of emotions, mother-infant responsiveness, and the modeling of competitors and predators) that are crucial for the reproductive success of animals living in groups. The Perception-Action Model (PAM), together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representations change with experience, can explain the major empirical effects in the literature (similarity, familiarity, past experience, explicit teaching, and salience). It can also predict a variety of empathy disord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M and prefrontal functioning can also explain different levels of empathy across species and age groups. This view can advance our evolutionary understanding of empathy beyond inclusive fitness and reciprocal altruism and can explain different levels of empathy across individuals, species,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situations.

[43]

Reniers R. L. E. P., Corcoran R., Drake R., Shryane N. M., & Völlm B. A. (2011). The QCAE: A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3(1), 84-95. https://doi.org/10.1080/00223891.2010.528484

DOI:10.1080/00223891.2010.528484

URL

PMID:21184334

[本文引用: 1]

Empathy has been inconsistently defined and inadequately measured. This research aimed to produce a new and rigorously developed questionnaire. Exploratory (n₁ = 640) and confirmatory (n₂ = 318) factor analyses were employed to develop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revealed 5 factors (31 item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ed this structure in an independent sample. The hypothesized 2-factor structur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was tested and provided the best and most parsimonious fit to the data. Gender differences,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were examined. The QCAE is a valid tool for assessing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44]

Rogosa D. (1980). Comparing nonparallel regression lin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8(2), 307-32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88.2.307

DOI:10.1037/0033-2909.88.2.307

URL

[本文引用: 1]

[45]

Romosan R.-S., Dehelean L., Enatescu V.-R., Bredicean A. C., Papava I., Giurgi-Oncu C., & Romosan A.-M. (2018). Profil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a Romanian medical university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14, 1891-1899. https://doi.org/10.2147/ndt.S165797

DOI:10.2147/NDT

URL

[本文引用: 1]

[46]

Schafer J. Ö., Naumann E., Holmes E. A., Tuschen-Caffier B., & Samson A. C. (2017).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youth: A meta- 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2), 261-276.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6-0585-0

DOI:10.1007/s10964-016-0585-0

URL

[本文引用: 2]

[47]

Shamay-Tsoory S. G. (2011). The neural bases for empathy

Neuroscientist, 17(1), 18-24. https://doi.org/10.1177/1073858410379268

DOI:10.1177/1073858410379268

URL

PMID:21071616

[本文引用: 1]

Human empathy relies on the ability to share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other's thoughts, desires, and feelings. Recent evidence points to 2 separate systems for empathy: an emotional system that supports our ability to empathize emotionally and a cognitive system that involves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s perspective. 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neuroimaging and lesion studies shows that a neural network that includes th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s necessary for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nd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in self-reflection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laces these key regions as necessary for cognitive empathy. The proposed dissociation between these systems is supported by recent neurochemical experiments involving administration of oxytocin as well as by ethological, psychiatric, and developmental studies. Finally, although the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systems appear to work independently, every empathic response may still evoke both components to some extent, depending on the social context.

[48]

Soto J. A., Levenson R. W., & Ebling R. (2005). Cultures of moderation and express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behavior, and physiology in Chinese Americans and Mexican Americans

Emotion, 5(2), 154-165. https://doi.org/10.1037/1528-3542.5.2.154

DOI:10.1037/1528-3542.5.2.154

URL

PMID:15982081

[本文引用: 1]

Ethnographic accounts suggest that emotions are moderated in Chinese cultures and expressed openly in Mexican cultures. The authors tested this notion by comparing subjective,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aspects of emotional responses to 3 (warned, unwarned, instructed to inhibit responding) aversive acoustic startle stimuli in 95 Chinese Americans and 64 Mexican Americans. Subjective reports were consistent with ethnographic accounts; Chinese Americans reported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ly less emotion than Mexican Americans across all 3 startle conditions. Evidence from a nonemotional task suggested that these differences were not artifact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rating scales. Few cultura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emotional behavior or physiology, suggesting that these aspects of emotion are less susceptible to cultural influence.

[49]

Spaapen D. L., Waters F., Brummer L., Stopa L., & Bucks R. S. (2014).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Validation of the ERQ-9 in two community sample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6(1), 46-54. https://doi.org/10.1037/a0034474

DOI:10.1037/a0034474

URL

PMID:24059476

[本文引用: 1]

The 10-item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was developed by Gross and John (2003) to measure the habitual use of 2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Several studies using student samples have provided validation for the ERQ, although the only article (Wiltink et al., 2011) that evaluated the ERQ in a community sample was unable to replicate the original factor structure. Before using the ERQ in non-student samples, it is important to validate the scale in a sampl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an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RQ in 2 community samples (Australia, N = 550; United Kingdom, N = 483; 17-95 years of age) using confirmatory analysis. The original ERQ factor structure was not supported by either the Australian or United Kingdom samples. However, with the removal of 1 item, a strong model fit was obtained for both samples (9-item ERQ [ERQ-9]). Us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tests, the revised ERQ-9 was found to be equivalent across the samples and demographics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Gender,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were the only factor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use. Overall, the ERQ-9 provides better fit of the data than the 10-item ERQ. The utility of this measure is enhanced by the provision of normative data for males and females.2014 APA

[50]

Steinbeis N. (2016). The role of self-other distinction in understanding others' mental and emotional states: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in children and adult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371(1686), 7. doi:10.1098/rstb.2015.0074

DOI:10.1098/rstb.2015.0074

[本文引用: 1]

[51]

Stone A., & Potton A. (2014). Emotional responses to disfigured faces: The influences of perceived anonymity, empathy, and disgust sensitivity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6), 520-532. https://doi.org/10.1080/01973533.2014.958491

DOI:10.1080/01973533.2014.958491

URL

[本文引用: 1]

[52]

Thompson N. M., Uusberg A., Gross J. J., & Chakrabarti B. (2019). Empath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account

Emotion and Cognition, 247, 273-304. https://doi.org/10.1016/bs.pbr.2019.03.024

URL

[本文引用: 3]

[53]

Troy A. S., Shallcross A. J., & Mauss I. B. (2013). A person-by-situation approach to emotion regulat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can either help or hurt,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2), 2505-2514.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3496434

DOI:10.1177/0956797613496434

URL

PMID:24145331

[本文引用: 1]

Emotion regulation is central to psychological health. For instance, cognitive reappraisal (reframing an emotional situation) is generally an adaptive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y (i.e., it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psychological health). However, a person-by-situation approach suggests that the adaptiveness of different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depends o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used. Specifically, reappraisal may be adaptive when stressors are uncontrollable (when the person can regulate only the self) but maladaptive when stressors can be controlled (when the person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To test this prediction, we measured cognitive-reappraisal ability, the severity of recent life stressors, stressor controllability, and level of depression in 170 participants. For participants with uncontrollable stress, higher cognitive-reappraisal a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depression. In contrast, for participants with controllable stress, higher cognitive-reappraisal a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levels of depression. These findings support a theoretical model in which particular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re not adaptive or maladaptive per se; rather, their adaptiveness depends on the context.

[54]

Tully E. C., Ames A. M., Garcia S. E., & Donohue M. R. (2016). Quadra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on as moderated by emotion dysregul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50(1), 15-35. https://doi.org/10.1080/00223980.2014.992382

DOI:10.1080/00223980.2014.992382

URL

PMID:25565484

[本文引用: 4]

Empathic tendencie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interperson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but empathy at extreme levels or in combination with certai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may contribute to risk for depression. This study test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s association with empathy using nonlinear models. Young adults (N = 304; 77% female; M = 19 years) completed measures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depression, and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Individuals with good regulation had low levels of depression overall and their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lowest when levels of affective empathy were average. Individuals with poor regulation had high levels of depression overall, particularly when levels of empathy were moderate to high. Extremely high and low levels of cognitive empathy were associated with elevated depression, and this association was not moderated by regula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endencies to respond empathically to others' needs is neither an adaptive nor maladaptive characteristic but rather moderate empathy,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good regulation, may offer the greatest protection against depression.

[55]

van Donkersgoed R. J. M., de Jong S., aan het Rot M., Wunderink L., Lysaker P. H., Hasson-Ohayon I., Aleman A., & Pijnenborg G. H. M. (2019). Measuring empathy in schizophrenia: The Empathic Accuracy Task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other empathy measures

Schizophrenia Research, 208, 153-159. https://doi.org/10.1016/j.schres.2019.03.024

DOI:S0920-9964(19)30118-5

URL

PMID:31006615

[本文引用: 1]

Empathy i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impaired in schizophrenia. Past studies have mainly used questionnaires or performance-based tasks with static cues to measur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We used the 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designed to capture dynamic aspects of empathy by using videoclips in which perceivers continuously judge emotionally charged stories. We compared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with a healthy comparison group and assessed correlations among EAT and three other commonly used empathy measures.Patients (n = 92) and a healthy comparison group (n = 42) matched for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completed the EAT,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and Faux Pas.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rrelations were calculated between empathy measurement instruments.The groups differed in EAT performance, with the comparison group outperforming patients. A moderating effect was found for emotional expressivity of the target: while both patients and the comparison group scored low when judging targets with low expressivity, the comparison group performed better than patients with more expressive targets. Though there were also group differences on the empathy questionnaires, EAT performance did not correlate with questionnaire scores.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benefit less from th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of other people than the comparison group,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ir impaired empathic accuracy. The lack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AT and the questionnaires suggests a distinction between self-report empathy and actual empathy performance. To explore empathic difficulties in real life, it is important to use instruments that take the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into account.Copyright © 2019. Published by Elsevier B.V.

[56]

Vollm B. A., Taylor A. N. W., Richardson P., Corcoran R., Stirling J., McKie S., Deakin J. F. W., & Elliott R. (2006). Neuronal correlates of theory of mind and empathy: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in a nonverbal task

Neuroimage, 29(1), 90-98.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05.07.022

DOI:10.1016/j.neuroimage.2005.07.022

URL

PMID:16122944

[本文引用: 1]

Theory of Mind (ToM), the ability to attribute mental states to others, and empathy, the ability to infer emotional experiences, are important processes in social cognition. Brain imaging studies in healthy subjects have described a brain system involving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and temporal pole in ToM processing. Studies investigating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empathic responding also suggest involvement of temporal and frontal lobe regions. In this fMRI study, we used a cartoon task derived from Sarfati et al. (1997) [Sarfati, Y., Hardy-Bayle, M.C., Besche, C., Widlocher, D. 1997. Attribution of intentions to others in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a non-verbal exploration with comic strips. Schizophrenia Research 25, 199-209.]with both ToM and empathy stimuli in order to allow comparison of brain activations in these two processes. Results of 13 right-handed, healthy, male volunteers were included. Functional images were acquired using a 1.5 T Phillips Gyroscan. Our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oM and empathy stimuli are associated with overlapping but distinct neuronal networks. Common areas of activation included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nd temporal poles. Compared to the empathy condition, ToM stimuli revealed increased activations in lateral orbitofrontal cortex, middle frontal gyrus, cuneus an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Empathy, on the other hand, was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activations of paracingulat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and amygdala. We therefore suggest that ToM and empathy both rely on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making inferences about mental states of others. However, empathic responding requires the additional recruitment of networks involved in emotional processing. These resul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impairments of social cognition, such as autism and psychopathy.

[57]

Wang K., Shi H.-S., Geng F.-L., Zou L.-Q., Tan S.-P., Wang Y.,... Chan R. C. K. (2016).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in Chin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8(5), E88-E100. https://doi.org/10.1037/pas0000207

URL

[本文引用: 1]

[58]

Wang L., Liu H. C., Li Z. Q., & Du W. (2007).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hinese Revised Versio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5(6), 503-505.

[本文引用: 1]

[王力, 柳恒超, 李中权, 杜卫. (2007). 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5(06), 503-505.]

[本文引用: 1]

[59]

Wang Y., Shi H.-S., Liu W.-H., Zheng H., Wong K. K.-Y., Cheung E. F. C., & Chan R. C. K. (2020). Applying network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links between dimensional schizotypy and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7, 313-321.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0.08.030

DOI:S0165-0327(20)32626-4

URL

PMID:32858312

[本文引用: 1]

Although impairment in empathy has been reported in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schizotypal trai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relationship by applying network analysis to a large sample collected at 18-months follow-up in a longitudinal dataset.One thousand four hundred and eighty-six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nd completed a set of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s on empathy, schizotypy,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Networks were constructed by taking the subscale scores of these measures as nodes and par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each pair of nodes as edges. Network Comparison Tes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high and low schizotypy.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were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negative schizotypy in the network. Physical and social anhedonia showed high centrality measured by strength, closeness and betweenness while anxiety and stress showed high expected influence. Predictability ranged from 22.4% (personal distress) to 79.9% (anxiety) with an average of 54.4%. Compared with the low schizotypy group, the high schizotypy group showed higher global strength (S = 0.813, p < 0.05)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etwork structure (M = 0.531, p < 0.001) and strength of edges connecting empathy with schizotypy (adjusted ps < 0.05).Only self-rating scales were used, and disorganized schizotypy was not included.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components of empathy and dimensions of schizotypy are closely relate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heir network interaction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dividuals with high schizotypy.Copyright © 2020. Published by Elsevier B.V.

[60]

Wu X. F., Guo T. T., Tan T. T., Zhang W. C., Qin S. Z., Fan J., & Luo J. (2019). Superior emotional regulating effects of crea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Neuroimage, 200, 540-551.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9.06.061

DOI:S1053-8119(19)30558-0

URL

PMID:31254647

[本文引用: 1]

Although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regulating negative emotion are generally well documented, its regulatory effects are usually not very strong because the ordinary reappraisals employed in previous studies were insufficient to overcome the mental set or response bias toward negative situation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new strategy employing creative reappraisals that provides an insightfu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negative stimulus. We believe this approach, through adopting a guided (creative) reappraisal rather than self-generation strategy,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 of reappraisal through activating the neural networks representing the process of deep and structural mental representational change accompanied by the feeling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mental reward. The behavioral results suggested that 1) regarding the transient regulatory effect, creative reappraisal resulted in a positive rating for standardized negative pictures; 2) creative reappraisal had a long-lasting effect in reducing negative affect. In parallel with these behavioral results, the imaging data indicated that 1) creative reappraisal was specifically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engagement of the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as well as regions in the ventral striatum, and 2) the engagement of the amygdala predicted the transient regulatory effect of creative reappraisal, whil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hippocampus and the ventral striatum predicted long-term regulatory effec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uperior regulatory effect of creative reappraisal could be mediated by amygdala-based salient emotional arousal, hippocampus-based new association formation, and striatum-based mental rewarding to lead to a novel and positive experience that could be kept in long-term memory.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e key role of creative insight in reappraisal and presents a novel and highly efficient reappraisal strategy.Copyright © 2019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61]

Yang Y. (2013).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on empathy for pai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本文引用: 2]

[杨艳. (2013).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疼痛共情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本文引用: 2]

[62]

Zaki J., Bolger N., & Ochsner K. (2008). It takes two - the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4), 399-40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8.02099.x

DOI:10.1111/j.1467-9280.2008.02099.x

URL

[本文引用: 1]

Although current theories suggest that affective empathy (perceivers' experience of social targets' emotions) should contribute to empathic accuracy (perceivers' ability to accurately assess targets' emotions), extant research has failed to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 We reasoned that prior null findings may be attributable to a failure to account for the fundamentally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empathy, and tested the prediction that empathic accuracy may depend on both targets' tendency to express emotion and perceivers' tendency to empathically share that emotion. Using a continuous affect-rating paradigm, we found that perceivers' trait affective empathy was unrelated to empathic accuracy unless targets' trait expressivity was taken into account: Perceivers' trait affective empathy predicted accuracy only for expressive target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perceivers' self-reported affective empathy can indeed predict their empathic accuracy, but only when targets' expressivity allows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to be read.

[63]

Zaki J., Weber J., Bolger N., & Ochsner K. (2009). The neural bases of empathic accurac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6(27), 11382-11387. https://doi.org/10.1073/pnas.0902666106

DOI:10.1073/pnas.0902666106

URL

PMID:19549849

[本文引用: 1]

Theories of empathy suggest that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another's emotions should depend on affective, motor, and/or higher cognitive brain regions, but until recently no experimental method has been available to directly test these possibilities. Here, we present a functional imaging paradigm that allowed us to address this issue. We found that empathically accurate, as compared with inaccurate, judgments depended on (i) structures within the human mirror neuron system thought to be involved in shared sensorimotor representations, and (ii) regions implicated in mental state attribution, the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hese data demonstrate that activity in these 2 sets of brain regions tracks with the accuracy of attributions made about another's internal emotional state.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provide both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studying empathy and its dysfunction.

[64]

Zhang F. F., Dong Y., Wang K., Zhan Z. Y., & Xie L. F. (2010).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8(02), 155-157.

[本文引用: 1]

[张凤凤, 董毅, 汪凯, 詹志禹, 谢伦芳. (2010).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02), 155-157.]

[本文引用: 1]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cross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

1

2010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On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affect regulation strategies: A meta-analysis

1

2009

... 根据一项情绪调节效果的元分析(Augustine & Hemenover, 2009), 认知重评在改善情绪方面具有中等大小的效应值0.65.采用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配对样本t检验所需最小样本量为21 (犯α错误概率0.05, 检验效力80%).本研究分为两个实验：实验1共招募33名大学生(男性15名)先后采用自由观看和认知重评策略完成共情任务, 被试平均年龄为20.64岁(SD = 0.60); 为了排除顺序效应的影响, 实验2对实验条件的顺序进行被试间平衡, 共招募45名被试, 其中3名被试因不符合实验要求被剔除(2名被试在自由观看条件下采用认知重评策略, 1名被试观看视频时未实时评分), 最终42名被试(男性20名)的数据纳入分析, 被试平均年龄为23.51岁(SD = 3.69).其中, 21名被试完成共情任务时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 另21名被试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 两组被试在年龄、教育年限和性别比例上差异均不显著(ps > 0.1). ...

The 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 Dutch population sample

1

2019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Emo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tegrating individual and social levels of analysis

1

2009

... 共情情境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Thompson等人(2019)提出, 共情发生时他人情绪被共情者感知并通过模仿/具身机制(Mimicry/Embodiment)自发产生对他人情绪的共鸣; 同时, 共情者通过认知过程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推断, 区分情绪状态来自于自我还是他人, 并对他人情绪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认知重评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 既能影响共情者对他人情绪的推断, 也能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诱发过程来调节自身情绪反应.表达抑制则作用于共情者在共情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 抑制其外在表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有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有两项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发现认知重评减弱情感共情对抑郁和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减弱认知共情对焦虑和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Powell, 2018); 情绪失调在共情关怀的二次方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Tully et al., 2016), 提示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差异(Butler & Gross, 2009; Soto et al., 2005), 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

Extending the utility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by examining it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 Chines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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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包含21个题目, 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子量表, 采用4点计分(“0 = 根本不符合”, “3 = 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代表负性情绪越严重.中文版DAS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han et al., 2012; K. Wang et al., 2016).本研究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6、0.83和0.86. ...

Effects of cardiovascular arousal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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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ognitive reappraisal is more effective than Expressive Su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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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

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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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

Empathy: Gender effects in brain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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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考虑到共情存在性别差异(Christov-Moore et al., 2014),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计算共情、情绪调节与共情量表得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采用分层多重回归探讨共情对负性情绪的线性和非线性预测作用, 以及情绪调节与共情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是否有预测作用.由于DASS量表得分是非正态分布, 因此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得分分别以9分、7分、14分为界(Lovibond & Lovibond, 1995)转换为二分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发现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Powell, 2018; Tully et al., 2016), 本研究中同时考察了共情的二次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Rogosa, 1980)以探讨不同情绪调节水平上共情与负性情绪的关系.数据分析采用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 0.05. ...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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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Davis, 1983)包含28个题目, 采用5点计分(“0 = 非常不符合”, “4 = 非常符合”).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和想象力(Fantasy, FS)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认知共情能力越好, 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 EC)子量表反映情感共情能力,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PD)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身体验到的痛苦越多.中文版IRI包括22个题目,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凤凤 等, 2010).本研究中PT、FS、EC和PD四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4、0.60、0.52、0.72. ...

Empathy as a driver of prosocial behaviour: Highly conserved neurobehavioural mechanisms across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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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 本研究中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说明特质情感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情绪困扰(Decety et al., 2016).本研究首次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情绪调节在共情和负性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或表达抑制的个体, 体验到更少的共情相关的焦虑和压力.这一结果表明, 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均能够保护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避免体验过多的负性情绪.考虑到研究1中采用自评量表DASS-21测量负性情绪, 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总体负性情绪而非特定的、由共情所引起的负性情绪(Lovibond & Lovibond, 1995).因此, 研究2进一步探讨在更为贴近现实的共情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鉴于研究1发现认知重评对共情的影响更广泛, 此外, 相比于表达抑制, 认知重评策略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与情感共情相关的应激、反应性负性情绪, 在社会情境中能够有效地避免即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所以研究2中主要探讨了认知重评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对消极情绪感知和消极情绪体验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 认知重评能够提高对消极情绪判断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也使个体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有所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认知重评可以使个体更准确地察觉到他人的负性情绪, 同时又不会使自己感受到过多的负性情绪.从心理机制上来看, 认知重评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或改变与被共情者之间的心理距离等途径自上而下地直接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认知共情), 认知的改变又间接对共情的情绪反应产生影响(情感共情) (Thompson et al., 2019).该结果在研究1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认知重评在真实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综合研究1和研究2, 情绪调节策略, 尤其是认知重评, 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

Generalized deficit in all core components of empathy in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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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A comparison between paper-and-pencil versus online formats in Italian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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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同时,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首先, 研究1仅测量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最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 研究2仅对比了认知重评策略与自由观看条件, 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的影响仍不清楚.前人研究发现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如情境选择/调节、沉思、接受等)可能也与共情有关(Di Girolamo et al., 2019; Romosan et al., 2018), 未来可以扩展到更多的情绪调节策略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与共情的关系.其次, 本研究中采用自评问卷测量情绪调节和共情、采用EAT任务用于测量认知和情感共情, 被试的主观评分不可避免, 未来可考虑添加客观指标, 如心率变异性、呼吸和皮电等反映情绪的变化和情绪调节效果. ...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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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 首先被告知实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1：被试首先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观看条件), 然后主试培训被试如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经练习确保被试学会后,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再次完成EAT任务(认知重评条件).认知重评的指导语使用重新解释和距离化策略(Powers & LaBar, 2019).本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消极视频时重新解释消极情绪事件以降低消极情绪(McRae et al., 2008); 观看积极视频时则要求被试通过距离化策略将自己代入到讲述者的视角以放大自己的积极情绪(Domes et al., 2010; Eippert et al., 2007).观看条件下, 5种播放顺序随机分配给被试; 认知重评条件下有两种播放顺序, 被试随机分配.实验2：被试在认知重评和观看条件下分别完成EAT任务, 被随机分配到“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或者“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组进行被试间顺序平衡, 两种条件之间相隔3~7天(平均间隔5.45天, 标准差为1.25天).观看条件下, 被试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 视频按随机顺序播放, 完成后主试询问被试是否采用情绪调节策略.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首先培训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随后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练习视频, 主试询问并确保被试按要求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正式实验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先后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并完成评分, 最后主试询问被试观看每段视频时所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记录. ...

Emotion regulation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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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Dissociation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empathy in adult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using the 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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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Regulation of emotional responses elicited by threat-related stim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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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 首先被告知实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1：被试首先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观看条件), 然后主试培训被试如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经练习确保被试学会后,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再次完成EAT任务(认知重评条件).认知重评的指导语使用重新解释和距离化策略(Powers & LaBar, 2019).本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消极视频时重新解释消极情绪事件以降低消极情绪(McRae et al., 2008); 观看积极视频时则要求被试通过距离化策略将自己代入到讲述者的视角以放大自己的积极情绪(Domes et al., 2010; Eippert et al., 2007).观看条件下, 5种播放顺序随机分配给被试; 认知重评条件下有两种播放顺序, 被试随机分配.实验2：被试在认知重评和观看条件下分别完成EAT任务, 被随机分配到“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或者“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组进行被试间顺序平衡, 两种条件之间相隔3~7天(平均间隔5.45天, 标准差为1.25天).观看条件下, 被试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 视频按随机顺序播放, 完成后主试询问被试是否采用情绪调节策略.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首先培训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随后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练习视频, 主试询问并确保被试按要求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正式实验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先后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并完成评分, 最后主试询问被试观看每段视频时所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记录. ...

Compassion-based emotion regulation up-regulates experienced positive affect and associated neur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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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Power 3.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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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参考Powell (2018)报告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平均相关系数为0.16, 本研究采用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相关分析所需最小样本量为301 (α错误概率0.05, 检验效力80%).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551名大学生数据, 109人因未通过测谎题被剔除, 剩余442人(男性218人)纳入分析, 平均年龄为20.55岁(SD = 1.96岁).填写问卷前被试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

... 根据一项情绪调节效果的元分析(Augustine & Hemenover, 2009), 认知重评在改善情绪方面具有中等大小的效应值0.65.采用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配对样本t检验所需最小样本量为21 (犯α错误概率0.05, 检验效力80%).本研究分为两个实验：实验1共招募33名大学生(男性15名)先后采用自由观看和认知重评策略完成共情任务, 被试平均年龄为20.64岁(SD = 0.60); 为了排除顺序效应的影响, 实验2对实验条件的顺序进行被试间平衡, 共招募45名被试, 其中3名被试因不符合实验要求被剔除(2名被试在自由观看条件下采用认知重评策略, 1名被试观看视频时未实时评分), 最终42名被试(男性20名)的数据纳入分析, 被试平均年龄为23.51岁(SD = 3.69).其中, 21名被试完成共情任务时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 另21名被试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 两组被试在年龄、教育年限和性别比例上差异均不显著(ps > 0.1). ...

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2

2008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 ).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

2

1998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1

2015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3

2003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 );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 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Gross & John, 2003)包含认知重评(CR)和表达抑制(ES)两个分量表, 共10题, 采用7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使用某种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中文版ERQ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王力 等, 2007), 本研究中CR和ES两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4和0.73. ...

2

2021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 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EAT, 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 要求被试观看8段视频, 每段视频中都有一位讲述者面向镜头讲述自己的情绪事件, 其中积极和消极情绪视频各4段, 每段1~3.5分钟.被试在观看的同时需要实时评价讲述者的情绪效价(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看完每段视频后被试需要完成总体评分, 包括：讲述者情绪效价(PTV, 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讲述者情绪唤醒度(PTA; 1 = 非常平静, 9 = 非常激动); 自身情绪效价(PSV); 自身情绪唤醒度(PSA).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 EA)指标计算被试和讲述者实时评分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用于反映被试的认知共情.被试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的平均EA、PTV、PTA、PSV和PSA作为EAT任务指标.为了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将EA做费舍尔Z转换用于后续分析, EAT任务程序编写和EA分数计算均采用Python 3.5.4. ...

2

2021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 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EAT, 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 要求被试观看8段视频, 每段视频中都有一位讲述者面向镜头讲述自己的情绪事件, 其中积极和消极情绪视频各4段, 每段1~3.5分钟.被试在观看的同时需要实时评价讲述者的情绪效价(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看完每段视频后被试需要完成总体评分, 包括：讲述者情绪效价(PTV, 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讲述者情绪唤醒度(PTA; 1 = 非常平静, 9 = 非常激动); 自身情绪效价(PSV); 自身情绪唤醒度(PSA).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 EA)指标计算被试和讲述者实时评分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用于反映被试的认知共情.被试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的平均EA、PTV、PTA、PSV和PSA作为EAT任务指标.为了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将EA做费舍尔Z转换用于后续分析, EAT任务程序编写和EA分数计算均采用Python 3.5.4. ...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ognition: In (ter)dependence of sociocognitive processes

1

2017

... 首先,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后, 被试在观看消极视频时能够更准确地追踪讲述者的情绪变化.这一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有利于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准确识别.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认知共情具有改善效果,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方面,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需要对他人讲述的内容进行更精细的加工(Liu et al., 2015), 因此提高了被试识别消极情绪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情绪信息后, 需要先对情绪进行表征, 区分情绪信息来源于自我还是他人(Happe, 2017); 同时, 自身情绪状态也会干扰对他人情绪的表征(Steinbeis, 2016), 从而影响共情的认知过程, 因此降低自身的消极情绪可能避免共情者过度关注自身, 从而更准确地表征他人的情绪, 提高共情准确性.与观看消极视频不同, 认知重评对于积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认知重评对于积极和消极共情情境下的认知共情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以往国外采用EAT任务的研究发现与积极视频相比, 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更低(Mackes et al., 2018; van Donkersgoed et al., 2019).本研究中观看条件下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实验1：0.64 ± 0.13; 实验2：0.68 ± 0.22)相对积极视频(实验1：0.71 ± 0.08; 实验2：0.78 ± 0.14)更低(ps < 0.005).这可能提示消极视频下被试受到情感共情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干扰了对他人情绪线索的识别和判断, 而积极视频下被试自身情绪的影响较弱, 因此在不同情绪效价之间表现出共情准确性的差异.同时由于认知重评作用于认知过程, 可以减弱负性情绪对认知共情的影响, 从而有效提高消极视频下的共情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2观察到在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指标上顺序与实验条件的显著交互作用, 表现为当被试在观看之后再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完成EAT任务时能够更加明显地提高共情准确性, 但在观看之前采用认知重评对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则未发现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重评可能对于一个已知的情境或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时效果更好, 本研究中首次观看视频时被试并不了解整个情绪事件, 但在第二次观看时, 被试已经了解整个事件, 能够更好地对事件进行重新解释, 因此在观看后再进行认知重评时共情准确性更好; 另一个解释可能是, 在学会认知重评策略后, 即使实验要求被试不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而只是自由观看, 但由于被试回到之前完成认知重评条件时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可能启动了他们自发、无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从而使共情准确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

Structure and correlates of self-reported empathy in schizophrenia

1

2015

... 首先, 与Powell (2018)一致, 本研究发现QCAE情感共情与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相关.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IRI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这反映了IRI共情关怀和QCAE情感共情可能侧重于情感共情的不同方面.有研究者指出, IRI共情关怀反映的是对他人负性情绪的情感反应, 而非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Horan et al., 2015),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IRI共情关怀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负相关.本研究还发现, 认知重评可以减弱情感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共情关怀对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在共情情境中, 处于痛苦情境的个体会引发共情者自身的消极情绪反应,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的共情者可以对消极情绪刺激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 从而降低负性情绪(Thompson et al., 2019).此外, 认知重评可以调节情感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提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可以避免个体因情感共情过高而体验到更多压力情绪的困扰.综上所述, 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认知重评在两者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

2

2022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 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EAT, 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 要求被试观看8段视频, 每段视频中都有一位讲述者面向镜头讲述自己的情绪事件, 其中积极和消极情绪视频各4段, 每段1~3.5分钟.被试在观看的同时需要实时评价讲述者的情绪效价(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看完每段视频后被试需要完成总体评分, 包括：讲述者情绪效价(PTV, 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 讲述者情绪唤醒度(PTA; 1 = 非常平静, 9 = 非常激动); 自身情绪效价(PSV); 自身情绪唤醒度(PSA).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 EA)指标计算被试和讲述者实时评分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用于反映被试的认知共情.被试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的平均EA、PTV、PTA、PSV和PSA作为EAT任务指标.为了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将EA做费舍尔Z转换用于后续分析, EAT任务程序编写和EA分数计算均采用Python 3.5.4. ...

Divergent consequences of antecedent- and response- 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1

2002

...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

原因调节与反应调节的情绪变化过程

1

2002

...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

Naturalistic social cognition: Empathic accuracy in mixed-sex dyads

1

1990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Suppression and enhancement of emotional responses to unpleasant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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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Relation to cognitive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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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re impaired in empathic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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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Valid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in the Chinese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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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中文版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Reniers et al., 2011)包含31个题目, 采用4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 “4 = 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好.QCAE分为五个子量表：“观点采择”和“在线仿真”两个子量表测量认知共情(QCE), “情绪感染”、“近端反应率”和“远端反应率”三个子量表测量情感共情(QAE).中文版QCAE在健康人群和临床群体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Liang et al., 2020; Liang et al., 2019).在本研究中QCE和QAE维度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7和0.72. ...

Valid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bipolar disorder

1

2020

... 中文版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Reniers et al., 2011)包含31个题目, 采用4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 “4 = 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好.QCAE分为五个子量表：“观点采择”和“在线仿真”两个子量表测量认知共情(QCE), “情绪感染”、“近端反应率”和“远端反应率”三个子量表测量情感共情(QAE).中文版QCAE在健康人群和临床群体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Liang et al., 2020; Liang et al., 2019).在本研究中QCE和QAE维度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7和0.72. ...

The influences of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instructions on memory for neutral words in negative background

1

2015

... 首先,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后, 被试在观看消极视频时能够更准确地追踪讲述者的情绪变化.这一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有利于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准确识别.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认知共情具有改善效果,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方面,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需要对他人讲述的内容进行更精细的加工(Liu et al., 2015), 因此提高了被试识别消极情绪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情绪信息后, 需要先对情绪进行表征, 区分情绪信息来源于自我还是他人(Happe, 2017); 同时, 自身情绪状态也会干扰对他人情绪的表征(Steinbeis, 2016), 从而影响共情的认知过程, 因此降低自身的消极情绪可能避免共情者过度关注自身, 从而更准确地表征他人的情绪, 提高共情准确性.与观看消极视频不同, 认知重评对于积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认知重评对于积极和消极共情情境下的认知共情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以往国外采用EAT任务的研究发现与积极视频相比, 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更低(Mackes et al., 2018; van Donkersgoed et al., 2019).本研究中观看条件下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实验1：0.64 ± 0.13; 实验2：0.68 ± 0.22)相对积极视频(实验1：0.71 ± 0.08; 实验2：0.78 ± 0.14)更低(ps < 0.005).这可能提示消极视频下被试受到情感共情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干扰了对他人情绪线索的识别和判断, 而积极视频下被试自身情绪的影响较弱, 因此在不同情绪效价之间表现出共情准确性的差异.同时由于认知重评作用于认知过程, 可以减弱负性情绪对认知共情的影响, 从而有效提高消极视频下的共情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2观察到在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指标上顺序与实验条件的显著交互作用, 表现为当被试在观看之后再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完成EAT任务时能够更加明显地提高共情准确性, 但在观看之前采用认知重评对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则未发现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重评可能对于一个已知的情境或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时效果更好, 本研究中首次观看视频时被试并不了解整个情绪事件, 但在第二次观看时, 被试已经了解整个事件, 能够更好地对事件进行重新解释, 因此在观看后再进行认知重评时共情准确性更好; 另一个解释可能是, 在学会认知重评策略后, 即使实验要求被试不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而只是自由观看, 但由于被试回到之前完成认知重评条件时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可能启动了他们自发、无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从而使共情准确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

The rol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on the vicarious emotional response

1

2015

...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4

1995

... 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包含21个题目, 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子量表, 采用4点计分(“0 = 根本不符合”, “3 = 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代表负性情绪越严重.中文版DAS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han et al., 2012; K. Wang et al., 2016).本研究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6、0.83和0.86. ...

... 考虑到共情存在性别差异(Christov-Moore et al., 2014),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计算共情、情绪调节与共情量表得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采用分层多重回归探讨共情对负性情绪的线性和非线性预测作用, 以及情绪调节与共情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是否有预测作用.由于DASS量表得分是非正态分布, 因此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得分分别以9分、7分、14分为界(Lovibond & Lovibond, 1995)转换为二分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发现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Powell, 2018; Tully et al., 2016), 本研究中同时考察了共情的二次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Rogosa, 1980)以探讨不同情绪调节水平上共情与负性情绪的关系.数据分析采用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 0.05. ...

... 同时, 本研究发现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Powell, 2018).尽管认知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 但回归分析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个体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认知共情能力更高的个体将体验到更少的焦虑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并未发现认知重评在共情和抑郁情绪之间显著的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抑郁情绪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的长期心境恶劣、缺乏动机的情绪状态(Lovibond & Lovibond, 1995), 与焦虑和压力相比, 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少见(Manczak et al., 2016; Powell, 2018).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个体可能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负性情绪而非抑郁情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只在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起调节作用, 但未发现其在共情与抑郁情绪之间的显著调节作用. ...

... 本研究中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说明特质情感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情绪困扰(Decety et al., 2016).本研究首次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情绪调节在共情和负性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或表达抑制的个体, 体验到更少的共情相关的焦虑和压力.这一结果表明, 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均能够保护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避免体验过多的负性情绪.考虑到研究1中采用自评量表DASS-21测量负性情绪, 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总体负性情绪而非特定的、由共情所引起的负性情绪(Lovibond & Lovibond, 1995).因此, 研究2进一步探讨在更为贴近现实的共情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鉴于研究1发现认知重评对共情的影响更广泛, 此外, 相比于表达抑制, 认知重评策略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与情感共情相关的应激、反应性负性情绪, 在社会情境中能够有效地避免即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所以研究2中主要探讨了认知重评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对消极情绪感知和消极情绪体验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 认知重评能够提高对消极情绪判断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也使个体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有所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认知重评可以使个体更准确地察觉到他人的负性情绪, 同时又不会使自己感受到过多的负性情绪.从心理机制上来看, 认知重评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或改变与被共情者之间的心理距离等途径自上而下地直接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认知共情), 认知的改变又间接对共情的情绪反应产生影响(情感共情) (Thompson et al., 2019).该结果在研究1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认知重评在真实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综合研究1和研究2, 情绪调节策略, 尤其是认知重评, 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

Tracking emotions in the brain - Revisiting the Empathic Accuracy Task

1

2018

... 首先,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后, 被试在观看消极视频时能够更准确地追踪讲述者的情绪变化.这一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有利于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准确识别.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认知共情具有改善效果,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方面,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需要对他人讲述的内容进行更精细的加工(Liu et al., 2015), 因此提高了被试识别消极情绪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情绪信息后, 需要先对情绪进行表征, 区分情绪信息来源于自我还是他人(Happe, 2017); 同时, 自身情绪状态也会干扰对他人情绪的表征(Steinbeis, 2016), 从而影响共情的认知过程, 因此降低自身的消极情绪可能避免共情者过度关注自身, 从而更准确地表征他人的情绪, 提高共情准确性.与观看消极视频不同, 认知重评对于积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认知重评对于积极和消极共情情境下的认知共情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以往国外采用EAT任务的研究发现与积极视频相比, 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更低(Mackes et al., 2018; van Donkersgoed et al., 2019).本研究中观看条件下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实验1：0.64 ± 0.13; 实验2：0.68 ± 0.22)相对积极视频(实验1：0.71 ± 0.08; 实验2：0.78 ± 0.14)更低(ps < 0.005).这可能提示消极视频下被试受到情感共情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干扰了对他人情绪线索的识别和判断, 而积极视频下被试自身情绪的影响较弱, 因此在不同情绪效价之间表现出共情准确性的差异.同时由于认知重评作用于认知过程, 可以减弱负性情绪对认知共情的影响, 从而有效提高消极视频下的共情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2观察到在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指标上顺序与实验条件的显著交互作用, 表现为当被试在观看之后再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完成EAT任务时能够更加明显地提高共情准确性, 但在观看之前采用认知重评对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则未发现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重评可能对于一个已知的情境或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时效果更好, 本研究中首次观看视频时被试并不了解整个情绪事件, 但在第二次观看时, 被试已经了解整个事件, 能够更好地对事件进行重新解释, 因此在观看后再进行认知重评时共情准确性更好; 另一个解释可能是, 在学会认知重评策略后, 即使实验要求被试不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而只是自由观看, 但由于被试回到之前完成认知重评条件时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可能启动了他们自发、无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从而使共情准确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

Does empathy have a cost? Diverging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effects within families

1

2016

... 同时, 本研究发现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Powell, 2018).尽管认知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 但回归分析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个体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认知共情能力更高的个体将体验到更少的焦虑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并未发现认知重评在共情和抑郁情绪之间显著的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抑郁情绪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的长期心境恶劣、缺乏动机的情绪状态(Lovibond & Lovibond, 1995), 与焦虑和压力相比, 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少见(Manczak et al., 2016; Powell, 2018).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个体可能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负性情绪而非抑郁情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只在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起调节作用, 但未发现其在共情与抑郁情绪之间的显著调节作用. ...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 fMRI study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1

2008

...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 首先被告知实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1：被试首先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观看条件), 然后主试培训被试如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经练习确保被试学会后,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再次完成EAT任务(认知重评条件).认知重评的指导语使用重新解释和距离化策略(Powers & LaBar, 2019).本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消极视频时重新解释消极情绪事件以降低消极情绪(McRae et al., 2008); 观看积极视频时则要求被试通过距离化策略将自己代入到讲述者的视角以放大自己的积极情绪(Domes et al., 2010; Eippert et al., 2007).观看条件下, 5种播放顺序随机分配给被试; 认知重评条件下有两种播放顺序, 被试随机分配.实验2：被试在认知重评和观看条件下分别完成EAT任务, 被随机分配到“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或者“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组进行被试间顺序平衡, 两种条件之间相隔3~7天(平均间隔5.45天, 标准差为1.25天).观看条件下, 被试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 视频按随机顺序播放, 完成后主试询问被试是否采用情绪调节策略.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首先培训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随后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练习视频, 主试询问并确保被试按要求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正式实验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先后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并完成评分, 最后主试询问被试观看每段视频时所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记录.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affective distress

7

2018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 共情情境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Thompson等人(2019)提出, 共情发生时他人情绪被共情者感知并通过模仿/具身机制(Mimicry/Embodiment)自发产生对他人情绪的共鸣; 同时, 共情者通过认知过程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推断, 区分情绪状态来自于自我还是他人, 并对他人情绪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认知重评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 既能影响共情者对他人情绪的推断, 也能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诱发过程来调节自身情绪反应.表达抑制则作用于共情者在共情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 抑制其外在表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有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有两项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发现认知重评减弱情感共情对抑郁和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减弱认知共情对焦虑和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Powell, 2018); 情绪失调在共情关怀的二次方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Tully et al., 2016), 提示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差异(Butler & Gross, 2009; Soto et al., 2005), 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

... 参考Powell (2018)报告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平均相关系数为0.16, 本研究采用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计算相关分析所需最小样本量为301 (α错误概率0.05, 检验效力80%).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551名大学生数据, 109人因未通过测谎题被剔除, 剩余442人(男性218人)纳入分析, 平均年龄为20.55岁(SD = 1.96岁).填写问卷前被试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

... 考虑到共情存在性别差异(Christov-Moore et al., 2014),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计算共情、情绪调节与共情量表得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采用分层多重回归探讨共情对负性情绪的线性和非线性预测作用, 以及情绪调节与共情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是否有预测作用.由于DASS量表得分是非正态分布, 因此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得分分别以9分、7分、14分为界(Lovibond & Lovibond, 1995)转换为二分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发现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Powell, 2018; Tully et al., 2016), 本研究中同时考察了共情的二次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Rogosa, 1980)以探讨不同情绪调节水平上共情与负性情绪的关系.数据分析采用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 0.05. ...

... 首先, 与Powell (2018)一致, 本研究发现QCAE情感共情与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相关.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IRI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这反映了IRI共情关怀和QCAE情感共情可能侧重于情感共情的不同方面.有研究者指出, IRI共情关怀反映的是对他人负性情绪的情感反应, 而非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Horan et al., 2015),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IRI共情关怀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负相关.本研究还发现, 认知重评可以减弱情感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共情关怀对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在共情情境中, 处于痛苦情境的个体会引发共情者自身的消极情绪反应,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的共情者可以对消极情绪刺激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 从而降低负性情绪(Thompson et al., 2019).此外, 认知重评可以调节情感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提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可以避免个体因情感共情过高而体验到更多压力情绪的困扰.综上所述, 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认知重评在两者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

... 同时, 本研究发现认知共情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Powell, 2018).尽管认知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 但回归分析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个体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认知共情能力更高的个体将体验到更少的焦虑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并未发现认知重评在共情和抑郁情绪之间显著的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抑郁情绪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的长期心境恶劣、缺乏动机的情绪状态(Lovibond & Lovibond, 1995), 与焦虑和压力相比, 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少见(Manczak et al., 2016; Powell, 2018).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个体可能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负性情绪而非抑郁情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只在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起调节作用, 但未发现其在共情与抑郁情绪之间的显著调节作用. ...

... ; Powell, 2018).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 个体可能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负性情绪而非抑郁情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只在共情与焦虑、压力之间起调节作用, 但未发现其在共情与抑郁情绪之间的显著调节作用. ...

Regulating emotion through distancing: A taxonomy, neurocognitive model, and supporting meta-analysis

2

2019

...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 首先被告知实验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1：被试首先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观看条件), 然后主试培训被试如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经练习确保被试学会后,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再次完成EAT任务(认知重评条件).认知重评的指导语使用重新解释和距离化策略(Powers & LaBar, 2019).本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消极视频时重新解释消极情绪事件以降低消极情绪(McRae et al., 2008); 观看积极视频时则要求被试通过距离化策略将自己代入到讲述者的视角以放大自己的积极情绪(Domes et al., 2010; Eippert et al., 2007).观看条件下, 5种播放顺序随机分配给被试; 认知重评条件下有两种播放顺序, 被试随机分配.实验2：被试在认知重评和观看条件下分别完成EAT任务, 被随机分配到“先自由观看再认知重评”或者“先认知重评再自由观看”组进行被试间顺序平衡, 两种条件之间相隔3~7天(平均间隔5.45天, 标准差为1.25天).观看条件下, 被试在自然状态下完成EAT任务, 视频按随机顺序播放, 完成后主试询问被试是否采用情绪调节策略.在认知重评条件下, 首先培训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随后被试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练习视频, 主试询问并确保被试按要求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正式实验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先后观看积极和消极视频并完成评分, 最后主试询问被试观看每段视频时所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记录. ...

...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1

2002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The QCAE: A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1

2011

... 中文版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 (Reniers et al., 2011)包含31个题目, 采用4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 “4 = 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好.QCAE分为五个子量表：“观点采择”和“在线仿真”两个子量表测量认知共情(QCE), “情绪感染”、“近端反应率”和“远端反应率”三个子量表测量情感共情(QAE).中文版QCAE在健康人群和临床群体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Liang et al., 2020; Liang et al., 2019).在本研究中QCE和QAE维度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7和0.72. ...

Comparing nonparallel regression lines

1

1980

... 考虑到共情存在性别差异(Christov-Moore et al., 2014),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计算共情、情绪调节与共情量表得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采用分层多重回归探讨共情对负性情绪的线性和非线性预测作用, 以及情绪调节与共情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是否有预测作用.由于DASS量表得分是非正态分布, 因此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得分分别以9分、7分、14分为界(Lovibond & Lovibond, 1995)转换为二分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发现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Powell, 2018; Tully et al., 2016), 本研究中同时考察了共情的二次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Rogosa, 1980)以探讨不同情绪调节水平上共情与负性情绪的关系.数据分析采用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 0.05. ...

Profil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a Romanian medical university

1

2018

... 同时,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首先, 研究1仅测量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最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 研究2仅对比了认知重评策略与自由观看条件, 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的影响仍不清楚.前人研究发现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如情境选择/调节、沉思、接受等)可能也与共情有关(Di Girolamo et al., 2019; Romosan et al., 2018), 未来可以扩展到更多的情绪调节策略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与共情的关系.其次, 本研究中采用自评问卷测量情绪调节和共情、采用EAT任务用于测量认知和情感共情, 被试的主观评分不可避免, 未来可考虑添加客观指标, 如心率变异性、呼吸和皮电等反映情绪的变化和情绪调节效果. ...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youth: A meta- analytic review

2

2017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 ),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The neural bases for empathy

1

2011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Cultures of moderation and express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behavior, and physiology in Chinese Americans and Mexican Americans

1

2005

... 共情情境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Thompson等人(2019)提出, 共情发生时他人情绪被共情者感知并通过模仿/具身机制(Mimicry/Embodiment)自发产生对他人情绪的共鸣; 同时, 共情者通过认知过程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推断, 区分情绪状态来自于自我还是他人, 并对他人情绪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认知重评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 既能影响共情者对他人情绪的推断, 也能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诱发过程来调节自身情绪反应.表达抑制则作用于共情者在共情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 抑制其外在表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有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有两项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发现认知重评减弱情感共情对抑郁和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减弱认知共情对焦虑和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Powell, 2018); 情绪失调在共情关怀的二次方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Tully et al., 2016), 提示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差异(Butler & Gross, 2009; Soto et al., 2005), 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Validation of the ERQ-9 in two community samples

1

2014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The role of self-other distinction in understanding others' mental and emotional states: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in children and adults

1

2016

... 首先,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后, 被试在观看消极视频时能够更准确地追踪讲述者的情绪变化.这一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有利于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准确识别.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认知共情具有改善效果,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方面,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需要对他人讲述的内容进行更精细的加工(Liu et al., 2015), 因此提高了被试识别消极情绪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情绪信息后, 需要先对情绪进行表征, 区分情绪信息来源于自我还是他人(Happe, 2017); 同时, 自身情绪状态也会干扰对他人情绪的表征(Steinbeis, 2016), 从而影响共情的认知过程, 因此降低自身的消极情绪可能避免共情者过度关注自身, 从而更准确地表征他人的情绪, 提高共情准确性.与观看消极视频不同, 认知重评对于积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认知重评对于积极和消极共情情境下的认知共情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以往国外采用EAT任务的研究发现与积极视频相比, 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更低(Mackes et al., 2018; van Donkersgoed et al., 2019).本研究中观看条件下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实验1：0.64 ± 0.13; 实验2：0.68 ± 0.22)相对积极视频(实验1：0.71 ± 0.08; 实验2：0.78 ± 0.14)更低(ps < 0.005).这可能提示消极视频下被试受到情感共情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干扰了对他人情绪线索的识别和判断, 而积极视频下被试自身情绪的影响较弱, 因此在不同情绪效价之间表现出共情准确性的差异.同时由于认知重评作用于认知过程, 可以减弱负性情绪对认知共情的影响, 从而有效提高消极视频下的共情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2观察到在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指标上顺序与实验条件的显著交互作用, 表现为当被试在观看之后再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完成EAT任务时能够更加明显地提高共情准确性, 但在观看之前采用认知重评对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则未发现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重评可能对于一个已知的情境或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时效果更好, 本研究中首次观看视频时被试并不了解整个情绪事件, 但在第二次观看时, 被试已经了解整个事件, 能够更好地对事件进行重新解释, 因此在观看后再进行认知重评时共情准确性更好; 另一个解释可能是, 在学会认知重评策略后, 即使实验要求被试不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而只是自由观看, 但由于被试回到之前完成认知重评条件时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可能启动了他们自发、无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从而使共情准确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

Emotional responses to disfigured faces: The influences of perceived anonymity, empathy, and disgust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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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Empath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account

3

2019

... 共情情境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Thompson等人(2019)提出, 共情发生时他人情绪被共情者感知并通过模仿/具身机制(Mimicry/Embodiment)自发产生对他人情绪的共鸣; 同时, 共情者通过认知过程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推断, 区分情绪状态来自于自我还是他人, 并对他人情绪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认知重评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 既能影响共情者对他人情绪的推断, 也能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诱发过程来调节自身情绪反应.表达抑制则作用于共情者在共情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 抑制其外在表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有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有两项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发现认知重评减弱情感共情对抑郁和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减弱认知共情对焦虑和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Powell, 2018); 情绪失调在共情关怀的二次方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Tully et al., 2016), 提示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差异(Butler & Gross, 2009; Soto et al., 2005), 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

... 首先, 与Powell (2018)一致, 本研究发现QCAE情感共情与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相关.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IRI共情关怀与抑郁、焦虑和压力均呈负相关, 这反映了IRI共情关怀和QCAE情感共情可能侧重于情感共情的不同方面.有研究者指出, IRI共情关怀反映的是对他人负性情绪的情感反应, 而非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Horan et al., 2015),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IRI共情关怀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负相关.本研究还发现, 认知重评可以减弱情感共情对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共情关怀对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在共情情境中, 处于痛苦情境的个体会引发共情者自身的消极情绪反应,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的共情者可以对消极情绪刺激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 从而降低负性情绪(Thompson et al., 2019).此外, 认知重评可以调节情感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提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可以避免个体因情感共情过高而体验到更多压力情绪的困扰.综上所述, 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认知重评在两者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

... 本研究中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说明特质情感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情绪困扰(Decety et al., 2016).本研究首次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情绪调节在共情和负性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或表达抑制的个体, 体验到更少的共情相关的焦虑和压力.这一结果表明, 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均能够保护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避免体验过多的负性情绪.考虑到研究1中采用自评量表DASS-21测量负性情绪, 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总体负性情绪而非特定的、由共情所引起的负性情绪(Lovibond & Lovibond, 1995).因此, 研究2进一步探讨在更为贴近现实的共情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鉴于研究1发现认知重评对共情的影响更广泛, 此外, 相比于表达抑制, 认知重评策略更多地针对压力和焦虑等与情感共情相关的应激、反应性负性情绪, 在社会情境中能够有效地避免即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所以研究2中主要探讨了认知重评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对消极情绪感知和消极情绪体验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 认知重评能够提高对消极情绪判断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也使个体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有所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认知重评可以使个体更准确地察觉到他人的负性情绪, 同时又不会使自己感受到过多的负性情绪.从心理机制上来看, 认知重评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或改变与被共情者之间的心理距离等途径自上而下地直接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认知共情), 认知的改变又间接对共情的情绪反应产生影响(情感共情) (Thompson et al., 2019).该结果在研究1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认知重评在真实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综合研究1和研究2, 情绪调节策略, 尤其是认知重评, 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

A person-by-situation approach to emotion regulat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can either help or hurt,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1

2013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Quadra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on as moderated by emotion dysregulation

4

2016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 共情情境中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Thompson等人(2019)提出, 共情发生时他人情绪被共情者感知并通过模仿/具身机制(Mimicry/Embodiment)自发产生对他人情绪的共鸣; 同时, 共情者通过认知过程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推断, 区分情绪状态来自于自我还是他人, 并对他人情绪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认知重评作用于共情的认知过程, 既能影响共情者对他人情绪的推断, 也能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诱发过程来调节自身情绪反应.表达抑制则作用于共情者在共情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 抑制其外在表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共情有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有两项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发现认知重评减弱情感共情对抑郁和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减弱认知共情对焦虑和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Powell, 2018); 情绪失调在共情关怀的二次方与抑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Tully et al., 2016), 提示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差异(Butler & Gross, 2009; Soto et al., 2005), 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

... 考虑到共情存在性别差异(Christov-Moore et al., 2014),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计算共情、情绪调节与共情量表得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采用分层多重回归探讨共情对负性情绪的线性和非线性预测作用, 以及情绪调节与共情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是否有预测作用.由于DASS量表得分是非正态分布, 因此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得分分别以9分、7分、14分为界(Lovibond & Lovibond, 1995)转换为二分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发现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Powell, 2018; Tully et al., 2016), 本研究中同时考察了共情的二次方及其与情绪调节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 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Rogosa, 1980)以探讨不同情绪调节水平上共情与负性情绪的关系.数据分析采用SPSS v26,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 0.05. ...

... 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并且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虽然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Joormann & Gotlib, 2010), 本研究确实发现了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但同时回归分析也表明表达抑制能够增强认知共情对抑郁的负向预测, 表达抑制水平较高时,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当然, 这一结果有可能是真的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情绪, 但也可能是因为更多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本身较少报告抑郁情绪, 未来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理指标探讨表达抑制的作用.Tully等人(2016)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表达抑制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未来可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探讨.此前有实验研究发现, 尽管表达抑制能降低被试的情绪反应, 但同时增强了被试的生理反应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程利 等., 2009;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 Jackson et al., 2000), 提示表达抑制对焦虑和压力等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不理想,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本研究中未发现表达抑制对共情与焦虑、压力的显著调节作用. ...

Measuring empathy in schizophrenia: The Empathic Accuracy Task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other empathy measures

1

2019

... 首先,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后, 被试在观看消极视频时能够更准确地追踪讲述者的情绪变化.这一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有利于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准确识别.本研究首次验证了共情情境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对认知共情具有改善效果,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方面,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需要对他人讲述的内容进行更精细的加工(Liu et al., 2015), 因此提高了被试识别消极情绪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 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情绪信息后, 需要先对情绪进行表征, 区分情绪信息来源于自我还是他人(Happe, 2017); 同时, 自身情绪状态也会干扰对他人情绪的表征(Steinbeis, 2016), 从而影响共情的认知过程, 因此降低自身的消极情绪可能避免共情者过度关注自身, 从而更准确地表征他人的情绪, 提高共情准确性.与观看消极视频不同, 认知重评对于积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认知重评对于积极和消极共情情境下的认知共情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以往国外采用EAT任务的研究发现与积极视频相比, 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更低(Mackes et al., 2018; van Donkersgoed et al., 2019).本研究中观看条件下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实验1：0.64 ± 0.13; 实验2：0.68 ± 0.22)相对积极视频(实验1：0.71 ± 0.08; 实验2：0.78 ± 0.14)更低(ps < 0.005).这可能提示消极视频下被试受到情感共情所带来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干扰了对他人情绪线索的识别和判断, 而积极视频下被试自身情绪的影响较弱, 因此在不同情绪效价之间表现出共情准确性的差异.同时由于认知重评作用于认知过程, 可以减弱负性情绪对认知共情的影响, 从而有效提高消极视频下的共情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2观察到在消极视频共情准确性指标上顺序与实验条件的显著交互作用, 表现为当被试在观看之后再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重新完成EAT任务时能够更加明显地提高共情准确性, 但在观看之前采用认知重评对消极视频的共情准确性则未发现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重评可能对于一个已知的情境或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时效果更好, 本研究中首次观看视频时被试并不了解整个情绪事件, 但在第二次观看时, 被试已经了解整个事件, 能够更好地对事件进行重新解释, 因此在观看后再进行认知重评时共情准确性更好; 另一个解释可能是, 在学会认知重评策略后, 即使实验要求被试不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而只是自由观看, 但由于被试回到之前完成认知重评条件时相同的实验环境下, 可能启动了他们自发、无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从而使共情准确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

Neuronal correlates of theory of mind and empathy: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in a nonverbal task

1

2006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in China

1

2016

... 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包含21个题目, 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子量表, 采用4点计分(“0 = 根本不符合”, “3 = 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代表负性情绪越严重.中文版DAS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han et al., 2012; K. Wang et al., 2016).本研究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6、0.83和0.86. ...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hinese Revised Version

1

2007

... 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Gross & John, 2003)包含认知重评(CR)和表达抑制(ES)两个分量表, 共10题, 采用7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使用某种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中文版ERQ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王力 等, 2007), 本研究中CR和ES两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4和0.73. ...

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

1

2007

... 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Gross & John, 2003)包含认知重评(CR)和表达抑制(ES)两个分量表, 共10题, 采用7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使用某种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中文版ERQ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王力 等, 2007), 本研究中CR和ES两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4和0.73. ...

Applying network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links between dimensional schizotypy and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1

2020

... 共情(Empathy)是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推断以及自身产生相似情绪反应的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成份.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所处情绪状态的推断和理解, 情感共情是由他人情绪所引起的间接情绪体验(Shamay-Tsoory, 2011).共情可以使个体准确感知他人所处的情绪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当情绪反应, 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且对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至关重要(Decety et al., 2016).然而, 相关研究表明自评共情得分与负性情绪显著相关(Bennik et al., 2019; Y. Wang et al., 2020); 实验研究也发现对身处消极情境中的他人共情不但能够引起共情者的负性情绪体验(Stone & Potton, 2014), 还会引起共情者更大的心率变异性和更低的呼吸频率(Chen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Tully等人(2016)发现过高和过低的观点采择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Powell (2018)则发现认知共情的二次方与压力之间呈正相关.总之, 共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但往往也与共情者自身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

Superior emotional regulating effects of crea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1

2019

...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指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 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被广泛研究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指个体通过重新解释情绪事件的意义来改变该事件诱发的情绪(Aldao et al., 2010); 表达抑制则是通过主动抑制情绪表达进行情绪调节(Gross & John, 2003).已有研究一致发现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少的负性情绪相关(Schafer et al., 2017; Spaapen et al., 2014); 在实验室中引导被试采取认知重评策略也能够有效降低消极情绪(Troy et al., 2013; Wu et al., 2019).尽管表达抑制策略可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但与认知重评相比调节效果更弱(Goldin et al., 2008), 相关研究则发现表达抑制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Schafer et al., 2017).此外, 与表达抑制相比, 使用认知重评对于情绪诱发的生理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明显(Goldin et al., 2008; Gross, 1998).综合而言, 认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可以暂时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但长期来看与更多的负性情绪相关. ...

2

2013

...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 ),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2

2013

... 其次, 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观看消极视频时自身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强度更弱.此前有研究者以长期进行冥想的佛教信徒为研究对象, 发现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降低由消极视频(描述处于痛苦中的个体)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强度(Engen & Singer, 2015).此外, 有研究在一般人群中发现认知重评提高了被试对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怀、降低了被试的个人痛苦(杨艳, 2013; López-Pérez & Ambrona, 2015),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 ), 并且降低了对消极情绪的生理唤醒(杨艳, 2013).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认知重评对共情情境诱发的不良情绪有积极的改善效果.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认知重评策略在降低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Dryman & Heimberg, 2018; Gross, 1998), 很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放大积极情绪方面的作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中的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想象讲述的开心事件发生在自己或朋友身上)观看积极视频, 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提高了被试在观看视频后评价的积极情绪强度和唤醒度.我们推测该策略通过观点采择缩短了共情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Powers & LaBar, 2019), 使被试能够切身体会到讲述者的积极情绪, 因而增强了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之, 在共情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 降低消极情绪、放大积极情绪. ...

It takes two - the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empathic accuracy

1

2008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The neural bases of empathic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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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因此,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试图厘清共情、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区分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分别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策略对共情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的具体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包括两部分：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探讨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共情与负性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假设情感共情与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共情与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 认知重评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能够减弱共情相关的负性情绪.鉴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目前尚缺乏我国文化背景下共情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 对于表达抑制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的作用未提出具体假设.然而, 研究1中通过自评量表无法直接考察具体社交情境中情绪调节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现有测量共情的实验范式多采用图片或文字等视觉刺激(Derntl et al., 2009; Vollm et al., 2006; Dziobek et al., 2008), 被试以第三人视角观察而无需参与社会互动,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差距较大, 难以捕捉被试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反应.共情准确性任务(Empathic Accuracy Task, EAT) (Ickes et al., 1990; Zaki et al., 2008)要求被试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方以倾听者的身份判断讲述者的情绪效价, 能够测量个体在共情情境中准确追踪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 已被广泛用于一般人群和临床患者的共情研究(Lee et al., 2011; Zaki et al., 2009).研究2中我们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Hu et al., 2022; 郭晓栋 等, 2021)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共情反应的影响.我们假设在共情准确性任务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个体在共情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强正性情绪体验. ...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1

2010

...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Davis, 1983)包含28个题目, 采用5点计分(“0 = 非常不符合”, “4 = 非常符合”).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和想象力(Fantasy, FS)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认知共情能力越好, 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 EC)子量表反映情感共情能力,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PD)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身体验到的痛苦越多.中文版IRI包括22个题目,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凤凤 等, 2010).本研究中PT、FS、EC和PD四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4、0.60、0.52、0.72. ...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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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Davis, 1983)包含28个题目, 采用5点计分(“0 = 非常不符合”, “4 = 非常符合”).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和想象力(Fantasy, FS)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认知共情能力越好, 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 EC)子量表反映情感共情能力,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PD)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身体验到的痛苦越多.中文版IRI包括22个题目,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凤凤 等, 2010).本研究中PT、FS、EC和PD四个子量表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4、0.60、0.52、0.72. ...